周黎明 (Raymond Zhou's bilingual blog) 用中文写娱评，用英文写时评

一月四号晚上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电影讲座，本来应该是我在上海的第一次讲座。但因为阴差阳错，最终没能去成。在此，我向当晚前去听讲座捧场的所有人表示万分的歉意。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2月底，上海的人文艺术频道邀请我参加他们一个脱口秀的录制，充当嘉宾。我一听就答应了，第一，谈论的题目是“贺岁档”，是我熟悉的话题；第二，我一直想见见上海的读者朋友，但以前每次去都是行程匆忙，住一晚就走。这回，手头的欠稿年前都还清了，所以算是比较轻松。

节目的录制定于4日下午两点，原本当晚离开上海。我特意向邀请方要求多留一晚，住宿费用我可以自付。邀请方很客气，说没有关系，他们可以多付一晚。（为了防止去年广州岭南讲坛那次因北京大雾飞机整天不能起飞，差点耽误，这回是三号白天到上海。）

一切妥当，在时光网和我的博客贴了通告，复旦也张贴了海报。

31号下午约5:30，我接到电视台通知，说录制改在4号晚上了，因为要协调当天两档节目的十多位嘉宾的行程。我说糟了，我当晚已经安排了讲座。（之前他们可能以为我在上海见朋友，并不知道我说的有事是指开讲座。）

首先想到的是，改讲座的时间。当时我在博客和时光网临时改成“时间待定”。但不巧的是，刚好碰上五天小长假，有关人员（比如审批这类活动的校院领导）全部放假。我既无法提前一天，也无法推后一天，其实我最初想到的是改到4号下午，但也无法操作。唯一的补救就是推后一小时，从7点改为8点。心想，即使只看到最初的通告，也就是多等待一个小时。（但即便是这个改动，也会影响到复旦的工作人员。）

但到了上海，我发现情况不完全是我想象的那样。原本下午录一场，三小时，五点结束，修整一小时，晚上场六点开始。我打电话问江小鱼，他参加过年前一场谈春晚的，他说他们录了五个小时。我一听就差点晕了。我在北京当过非常相似的《一虎一席谈》的嘉宾，三小时都可以录两集了。通常，录播的脱口秀若是半小时的节目，录一小时应该够了；一小时的节目，录两小时。但《大声说》是新节目，仍处于磨合期间，编导需要多录一些素材。

但我心想，贺岁档这个话题不会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多话可说。如果六点开录，到八点结束，那我赶到复旦，估计在八点半和九点之间。当天下午我得知，录制的地点在离复旦比较近的闸北区，而不是剧组办公的徐汇区，我觉得事情在朝着对我有利的方向发展。

我五点前到达演播室，发现前面那场的话题非常火爆（明星移民的问题），嘉宾唇枪舌剑。我预感情况不妙，恐怕对我的讲座来说不是“严重迟到”那么乐观了。那一场到六点才结束，晚上那场自然后推到七点。大约七点时，我打电话给慕鸥，他的第一句话是“结束了？”我说“还没开始呢。”

其实，我参加的那场真正录制时间是两个半钟头。真的没有那么多话可说。主持人孙国庆刚说完结束语，我马上开手机，一看已经九点半。晚了！完了！如果真的是六点开始，完全有可能兼顾到讲座的，严重迟到，但至少不会缺席。

我真的非常非常抱歉。几个很偶然的不利因素同时发生，使得我眼看着灾难发生，但就是没有办法阻止它发生。我想说明一点，我不是偏袒电视节目，事实上，我每年充当国内外电视嘉宾或者被电视采访的次数大约30－50次，而讲座不足10次；况且，我并不适合电视这个平台。如果我能选择的话，在讲座和电视嘉宾中，我绝对选择讲座。但因为最初是跟电视台约定，所以想取消都没办法了。

在此，向所有当晚去复旦听我讲座的读者朋友，尤其是从其他学校赶过去的，或者是五点钟就是抢座位的，说一声抱歉，尤其要向复旦的杨击老师和慕鸥老师致歉。我辜负了大家一片热心。作为小小补偿，当晚去听讲座的所有人，我都会赠一本《四面楚歌》或者《莎乐美的七层纱》。当晚没有拿到的，我会按照留下的姓名地址邮寄。我正在跟网店商谈此事。留下学校地址的同学，估计要下学期开学后才能收到书了。

以后去外地开讲座，我一定不敢再做multi-tasking的事了。前年有家报纸还为此夸我是“时间达人”哩。

祝大家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