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黎明 (Raymond Zhou's bilingual blog) 用中文写娱评，用英文写时评

对外传播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似乎很初级，但很多具体的小决策均可追溯至此。人的表达可以粗分为两种目的，一是为了宣泄，一是为了说服。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我们传播一个信息，究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表达欲望，还是为了影响他人的观点和决策，尽管两者偶尔能合而为一，但矛盾时时存在，当不能两全时，必须清楚哪一项是更重要的。

还是拿个人作比喻。绝大多数中国网民的网上留言属于自顾自话的表达，这种表达并非全然无用，至少具有基本的心理调节功能，但他们能否说服不同观点的人，我非常怀疑。我甚至觉得，有时，太简单的表达有相当大的反作用，会排斥理性思维的群体。比如我看到“顶”，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价值，首先，我不知道你到底赞同文章中哪一部分，为什么赞同；其次，成千上百的“顶”也无法替代科学的统计调查，或许，反对意见占沉默的大多数。我能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这个网民头脑简单，表达笨拙，未必是我愿意为伍的对象。

显然，在表达一个信息和接受这个信息的过程中，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拷贝复制，其中会产生变异。当一位男士追求一位女士，对方表示不愿意，也许她真的不愿意，也许只是半推半就，希望你展开全面攻势。如果你把她的真实意图理解错了，要么失去机会，要么被告为性骚扰。爱情是一个特殊情形，换一个简单例子：某人大吼一声：“我很帅！我很了不起！”在场的人有些会认同，此人真的很帅很棒，但也有人会得出结论：此人很虚荣，爱吹牛。反过来，有人若怯生生地说自己笨拙难看，有人会认为他谦虚，也有人觉得他缺乏自信。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传播要比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更复杂，但有时也更简单。说复杂，因为人与人的交流多半发生在同一群体，而国家之间的传播涉及到语言、文化、习俗等多重差异；说简单，因为每个人都不同，但国家之间的传播往往具有相当专业性，语言表述也有很多约定俗成的规矩。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不是靠官方声明树立起来的，常常是不经意间由一部文学作品、一部电影、一批新闻报道一点一滴撑起来的。如果传播效果完全由意图及努力所决定，那么事情就很简单了，增加投入就一定能立竿见影。但实际上，传播的效果是由很多因素综合造成的，很多时候力度往往不如技巧重要。比如说，美国之音电台是美国的对外传播渠道，但它的效果就远远不如民间的CNN，而专事传播新闻的CNN在塑造美国人形象方面又远远不如以取乐赚钱为终极目标的好莱坞。

正面传播的例子很多，如企业的形象广告、旅游宣传材料等。这些手法具有一定的潜移默化作用，但一旦遭遇危机，往往不堪一击。泰国旅游部门花再多钱打广告，如果机场因示威而封闭，广告肯定不能抵消新闻的负面作用。可以说，正面传播属于规范动作，说得刻薄点，不做不行，做了也白做。只有在化妆品之类生活方式的产品，纯形象广告才能发挥作用。

一个国家的形象，除了不可控制的新闻事件，主要是由人文地理等因素打造的。广义上说，几乎所有这方面的传播均有益处。比如报道一个偏僻贫穷的山村，似乎不如北京上海一个高尚社区那么光鲜亮丽，实际上，里面有很多正面的元素，如村民的淳朴、他们为了摆脱贫困所做的努力、自然环境的优美等等。一些地方的宣传官员对于正面报道持有非常狭隘的定义，一个以休闲著称的城市坚持不让媒体提及它的麻将文化，生怕读者联想到赌博。其实，该城市的市民打麻将一般只是几块钱输赢，完全属于小赌怡情，无伤大雅。与此同时，另一座我采访的城市却声称他们是麻将的原产地，大有申请世遗的架式。假设这两座城市的政府公关都非常成功，那么，必定是后者更可能被打造成休闲胜地。

纵观全世界最有活力的城市，几乎没有哪个地方是靠洁白无暇的形象塑造起来的，因为太过完美的标榜往往是不可信的。纽约有它的街头艺人、疯狂艺术家、混乱的一面，曾经一度犯罪率居高不下，但它依然是人们向往的都市。中国的城市在西方人眼里是非常安全的，除了空气等环境指数，缺的是一些活力。所以，像天坛周末的纯民间活动，往往比有组织的庆典更容易打动这些外人。

一个国家跟一个城市有可比性，好多当地人熟视无睹甚至不以为然的东西，反而能给外人留下良好印象。拘泥于狭窄的“正面素材”反而会削减传播的效果。

2006年，英国喜剧明星沙查·巴隆·科恩拍了一部喜剧影片，叫做《波拉特》，副标题很长，叫做《哈萨克斯坦人的美国学习旅程》，讲一个哈萨克斯坦人在美国出的各种洋相。影片共映后，哈萨克斯坦很不高兴，因为影片中的哈萨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人遭到“严重丑化”。但是，行家一看，这是春秋笔法，表面上嘲笑的是哈萨克斯坦，实际上的嘲笑对象是美国。大概是有人向哈国上层悄悄耳语，没多久，哈国态度大转弯，表示不在意被恶搞。

这是一个颇为特殊的案例。一般情况下，西方电影人会小心选择“恶搞”或“丑化”的国家，虽然他们不需要外交部审批，但他们也顾及市场，像本片这样的情况，很多人会选择虚化那个国家，用一个虚构的国名。该片指名道姓，主创的真实意图恰恰就是为了挑起外交纠纷，从而获得新闻报道的免费宣传效应。站在哈国的角度，抗议是自然的，但上了该片的勾，一方面显得小气，另一方面表示出自己完全不懂西方的喜剧文化。它后来的转变，我估计基于以下思考：即便哈国和美国都是嘲笑对象，有美国垫底，它的损失并不大；其次，哈国在西方公众的知名度并不高，此片至少让很多人知道了它的存在。

事实上，在传播过程中，首先是树立一定的知名度（即演员们所谓的混个脸熟），之后才谈得上信息的正确和准确。但理论界往往很注重后者，东方主义等一大堆理论都瞄准了西方对东方的误解。殊不知，先得有“知”才能有“误解”，如果人家连你最基本的情况都一无所知，那连误解就不会有了。

这篇是给黄文杰《陷落的电影江湖》所作的序，全部是华语影片。另一本我想同时推荐的电影书是新出版的《电影撞新闻：影像中的无冕之王》的著作，作者张修智曾是《瞭望东方周刊》的副总编辑。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影迷，“搜集了上百部描写记者、表现媒体的电影”，然后在书中点评了其中35部。这35篇影评并非传统的文本解读，而是借助电影来谈论新闻现象。换言之，本书的着眼点是电影，着重点是新闻。我在下期《看电影》专栏有详细评价，此处暂时省略。

《陷落的电影江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ISBN： 978-7-02-007507-2

定价：25元

页数：342页

电影江湖的老练看官
 

华语电影诞生至今，出产了约两万部故事片，其中一半是香港制造。在我看来，1949年前的华语电影，其首都在上海；之后，转移到香港。由于政治原因，形成花开三朵各表一枝的局面，这对于市场经营无异于军阀割据，但回头看，坏事未必不包涵着好事。文化讲求的是差异性，如果全中国只有同样的一类影片，如同全世界只有好莱坞一种样式，绝对不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诚然，两岸三地这三朵电影之花向来都在互传花粉，香港的商业电影一向长驱直入台湾市场，香港的左派电影在内地也有特殊的地位（除了文革十年）。到上世纪末，政治的开明加之经济的融合，造成华语电影的“籍贯”日趋模糊。而制度性拆除过去半个世纪的人为障碍，应从2003年非典间接引发的CEPA算起，从此，香港电影不再当作进口片了。对于开拓市场，这绝对是正确的决策，但从文化角度，或许这是香港电影寿终正寝的开始。如果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作为商品的两岸三地电影早已为作为文化的华语电影铺平了道路。如今，上海题材的影片多半由台湾明星主演，港片中冒出越来越多的内地花瓶，甚至连保守的北京影人也毫不犹豫在京腔京味中掺入港台腔，并且不再傲慢地展览自己的纯正皇城根血统。

一个华语电影的新时代来到了。别看方言在银幕上大行其道，稍有规模的制作均把区域性当作局限，转而追求一种始皇帝似的大中华版图。（对于《无极》来说，大中华梦想更进一步升级为亚细亚梦想；而《魔比斯环》野心更大，妄想全球通吃。结果是，梦想逼死现实。）

黄文杰的焦点，正是分久必合转錑点上的华语电影——从台湾新电影的辉煌，到港片不可逆转的衰落，从本土大片的招摇，到小众文艺片的真诚。这可能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关键的时期，套用一句俗语，它正从“内部整合”过渡到“跟世界接轨”。每一代人都被告知，过往是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我可以毫不脸红地说，对于华语电影而言，现在才是真正的大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当然，谁是英雄谁在装逼，历史才是最好的判官。我们现在写影评，跟电影的距离依然太近，但黄文杰的这本集子已试图往远的方向跨一步。他有这个条件，因为他站在“三朵花”的枝头，而不仅仅从内地/大陆的单一视角。他对港台电影了解之透彻，在内地影评人中绝对属于罕见现象。比如，他能在香港的商业或艺术电影中，看到时代的隐喻，尤其是港人身份的焦虑及对前途的焦灼。那些政治寓意如同一门外语，若不在香港的语境中往往会视若罔闻。老一辈精通含沙射影艺术的，估计都不熟悉香港及其电影；年轻一代有了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对于带着镣铐跳舞的表达艺术失去了（甚至可以说是被剥夺了）欣赏能力。有时我瞎想，整个内地是否只有两个人能看懂某些港片的潜台词，一个是黄文杰，另一个是北京的审片官，不然杜琪峰的作品怎会屡屡享受司马迁待遇呢？

还有一点，文杰有老派港台影评家的风范，这在内地/大陆也是不多见的。阅读他的影评，脑子里不由自主会出现焦雄屏、石琪、梁良等大家的影子。在这个语不惊人誓不休的网络时代，写一篇文笔俏皮、观点极端的影评太容易了，再不行就发表一个字影评“顶”或“操”。反观传统的影评，反而显得弥足珍贵。其实，港台的正统影评在我们这儿并没有深厚的传统，那是一种特殊的影评传统和文风，浸淫着学术功底，但又不卖弄学术姿态，倚靠系统而广博的观片经验，但最终落实到尖锐的洞察力和个人化的真知灼见，属于真正的深入浅出。电影有电影的江湖，影评有影评的江湖。黄文杰的影评是跨越草根和象牙塔的一座桥梁，它告诉人们，民间影评也可以是训练有素的，同时，它也预示着，学术影评不一定得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教师爷模样。

我在编写《华语片碟中碟》时，曾请教专家，究竟哪部中国文学作品被搬上银幕的次数最多，答案是不确定的，但可能性最大的是《聊斋》。联想到2008年的卖座影片《画皮》，真的难以辨别究竟是不是港片，甚至是不是鬼片都说不定。华语电影大融合以来，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旧的界定不适用了，旧的标准可能也像时装一样年年更新，电影更大了，更气派了，观众更多了，但电影的前途究竟在哪里，恐怕任何业者都答不上来。纵使你能像孙悟空那么变，也比不过科技的日新月异。从这个角度看，我深感华语电影人或多或少是在末日狂欢，跟世纪末的好莱坞似的，一方面担心灾难降临，另一方面借助对灾难的恐惧来赚钱。但这些电影当中，有多少能沉淀下来，经受住时间考验呢？同理，对华语电影的观照，也是一片喧嚣，跟菜市场似的。当然，热闹不是坏事，但浮华过后，会不会萧瑟呢？哪些是真正的大师，哪些是努力争取但功力稍欠的准大师，哪些是迷惑众人的伪大师，哪些是标新立异的反大师，哪些是歪打正着的运气大师，个人有个人的评判。黄文杰提供了一种有启发意义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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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一度，“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成了金科玉律，让我们心旷神怡，误以为找到了文艺跟国际接轨的秘方。事实证明，民族的可以是国际的，也可以一点儿也不国际。如果民族的叙述全能自动国际化，那还有什么差异和误解可言？

其实，浓厚的民族特色能吸引外人，乃国际化初级阶段的征兆，如同旅游景点打民族牌招徕游客。我们游览少数民族地区，希望看到鲜艳的民族服装、热情的载歌载舞、带口音的普通话，那是因为，我们抱着游客的心态；如果我们移居另外一座城市，我们追求的东西便有所不同，譬如工作机会、教育和医疗条件、生活环境、饮食习惯等等，那时，我们用的是居民心态。在文艺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第一个胜仗赢来的是“游客”，但长期而言，你的目标应该锁定“居民”。把电影套在这个比喻里，我们的武侠片、《卧虎藏龙》的巨大成功，激发的是游客似的好奇；而好莱坞从开创到现在打遍天下无敌手，因为它诉诸了人们最基本的对叙事的渴望。

好莱坞也有民族性，但极其表象，它的国际性在于它的叙事章法。近十年来，亚洲电影似乎意识到国际性的必要，于是展开零星的尝试。2006年的《魔比斯环》是国际化最彻底的吃螃蟹者，也是死得最惨的一个。据说投资上亿元，聘请了许多经验丰富的老外，最后的票房连零头都没赚回来。这是一部有国际野心的作品，原著便出自西方人之手，成功影片的要素（家庭、冒险、动画）一应俱全，显然是参照了无数迪士尼的作品。然而，任何看过该片的观众都会告诉你，这不是迪士尼，它很粗糙，不忍卒睹。该片的教训是：素材的来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细节处理是否得当，是否精致。

今年的《机器侠》一听就知道是比拼好莱坞的结果，至少片名跟《蜘蛛侠》《钢铁侠》相呼应。但在民间，它的称号多半是《变形金刚》山寨版。其特效充分说明了中国跟世界最高水平的差距。当然，导演刘镇伟比谁都清楚，他搭建了一个科幻片的骨架，但戏肉依然是喜剧，也就是港片最拿手的元素，金刚大战的特效戏仅作点睛之用。如果该片在《变形金刚2》之前上映，效果会好得多。

同期上映的韩国影片《海云台》在好莱坞进程中，要比《机器侠》走得更远。它跟90年代末好莱坞出产的灾难片如出一辙——群戏、喜剧、冗长的铺垫、充当高潮的特效、人性的真谛，等等。至于韩国特色，有野蛮女友以及对旅游胜地的落力宣传。虽然海云台在银幕上被毁得一片狼藉，但现实中一定游客纷至沓来，超过片中的一百万。先贤曾说，悲剧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你看，而现代灾难片则延伸了这一概念，虚拟地糟蹋一下，以取得狂捧的作用。影片的主要桥段是亲情、爱情和友情，有好莱坞必备的科学家，但故意舍弃了好莱坞灾难片用滥了的总统。海啸的特效很称职，只是大全景和特写多了点，全景少了点。从韩国票房可以看出，韩国观众颇以此为豪，毕竟，要战胜好莱坞，首先得把师傅的招数学到手，否则枉论赶超。同理，从《机器侠》到中国科幻动作片达到武侠片的水平，也得一步一个脚印。这第一步必然是踉跄的、趔趄的，但没有第一步就永远没有第二步，就永远追不上别人。

在电影的宣传中，片商喜欢强调民族元素。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但某些亚洲片的核心在我看来已非常好莱坞，只是不招摇罢了。韩国片《太极旗飘扬》讲的是韩国内战的故事，但它对战争的描写和定位以及战争中人性的变化，跟《拯救大兵瑞恩》以来的西方战争片一脉相承。它放弃了黑白分明的立场，转而刻画战争使人非人化的细节，从而模糊了传统亚洲影片对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二分法。李连杰的《霍元甲》似乎没有一丝西方特征，但这个故事的起承转合及人物塑造完全符合好莱坞的路数，尤其是英雄的挫败和重振，跟《佐罗》等影片毫无二致。

很多人把电影的国际化误解为讲外国的故事，这种理解过于粗浅，高明的国际化是用国际惯常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亚洲电影想要冲出亚洲，最终都要经过这一道程序转换的洗礼。

李安的传记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李安的台湾编剧在描写当地小资生活时，提到剧中人物翻阅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但到了美国编剧那儿，这个无足轻重的细节被改动了，昆德拉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来，昆德拉是中国小资的最爱，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均如此，但美国小资不迷昆德拉，他们的相应偶像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倒不是这两位作家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而是两者的受众相对应。如果美国电影观众看到该人物阅读昆德拉，他们不会有特别反应，但一旦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至少小资可能会心一笑。

没有哪本工具书能告诉你昆德拉可以“翻译”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要理解其中奥秘，唯一的途径就是深入中西文化，沉浸其中，发掘微妙之处。在我国，连语言翻译仍往往停留在直译的阶段，由此造成大量词不达意甚至荒唐可笑的译文，更别说超越语言的细节转换了。但是，真正高层次的传播和沟通就需要从蛛丝马迹中寻找各自文化的契合点，如此才能引起共鸣。李安能同时驾驭中西方电影题材，跟他这方面的能力（以及他团队的构成）有密切的关系。

有句话流传很广：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其实这话不能绝对，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它才有道理。比如“打酱油”、“躲猫猫”那样的概念，别说是直译成英语，即便拿到港台，也没有几个人能理解。所谓文化，即是指一个词、一个地方、一种现象背后的积淀。把词翻译过去很容易，翻译意思就难多了，而翻译内涵更难上加难。“潜规则”是近年我国娱乐界的一种现象，字面意思只要不是文盲都明白，但只有追踪张钰新闻，才知道这是指女演员为了上戏所做出的性付出。这种现象在影视发达的美国早就存在，而且表述更加生动，叫做casting couch，字面意思是挑选演员时应征者所坐的沙发，往往也就是导演吃豆腐的地方。诚然，两种文化要找出绝对对应的概念是不容易的，这个例子中，“潜规则”始于影视业，但如今用于其他行业的其他形式交易，而casting couch仅指娱乐业的肉体交易。

时常有人问起，某某人或某某作品在美国能不能走红？为什么不能？内在的逻辑是，如果我们喜欢美国的作品，美国人也该喜欢咱们的作品。其实，文化往来不同于外交礼仪，外交事务是可以（甚至必须）对等的，但文化却无法强加，任何文化的输出均以对方的接受为前提，如果对方不接受，即便你免费发放、免费播映，也未必有人捧场。比方说，我们的民乐在西方是没有市场的，有人会说民乐整体素质不如西方古典音乐，或者西方人有歧视意识。这些都不是主要因素，关键是民乐到了西方，便完全脱离了它的土壤，这种情况跟爵士乐、布鲁斯、乡村歌曲差不多，咱们中国人除了少数西乐发烧友，一般也无法欣赏这些地道的美国民间音乐。那么西方古典乐又如何解释？古典乐虽然起源于西方，但这一百多年来已经普及全球，其乐器成为各国音乐学院的必修课。逐渐，古典音乐的欣赏范围不再局限于西方。但即便如此，西方能欣赏古典音乐的人数，无论绝对数还是相对数均大大高于咱们。那又怎样解释京剧在西方人见人爱呢？京剧在西方靠的是它的异国情调，这是民乐所不足的，京剧太不同了，所以才引入注目。但京剧在西方并没有真正的市场，因为捧场者并非真能欣赏，而是当作文化观摩，所以，几年看一次无妨，一年看几场（像西洋歌剧那样）则不可能。

倒没有人问我美国有没有汪国真，是我自己在翻阅汪的诗歌时豁然开朗，其实美国真有汪国真，那就是Hallmark公司。该公司出品的精美卡片，每张都有一段精致的人生感怀，未必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很讨普罗大众喜爱，属于高雅的应时作品。我们买了汪国真的诗集，老美购买Hallmark贺卡，都觉得它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而且表达能力高过自己。这么说似乎贬低了汪，其实不然，汪如果开一家贺卡公司（当然得在网络普及之前），经济价值一定大大超过写书。

近期游泰山，要写一篇英文游记，猛然发现泰山为什么不如张家界吸引西方游客。张家界完全靠自然景观，无需翻译，一目了然，泰山有文化底蕴，但文化的东西变成英文就跑调了。导游不断强调，泰山是历来皇帝最喜欢的山，但美国人生来就不信皇帝，以前华盛顿有家麦当劳，克林顿老去吃，若搁在中国，那家的生意肯定发了，可老美偏偏不信这个。皇帝或总统来一百次，这个地方未必更值得一游。怎么办？我想到一个类比，中国皇帝上泰山封禅，因为皇帝是天子，他们只对天负责，因此，封禅的意义相当于美国总统每年一月到国会做国情咨文。这么一说，老美就明白了。至于那无数的“皇帝到此一游”的景点，我只能说，这相当于“George Washington slept here”（乔治·华盛顿曾在此就寝）。后来，我把“乾隆皇帝到过此地”翻成“Emperor Qianlong slept here”，引得老美哈哈大笑。为了解释皇帝的三千嫔妃，我玩笑道，这是三千女实习生。
当然，外交文件是不能这么处理的，这也是为什么外交词语大家听着似懂非懂的原因之一。文化传播不是为了吵架时抠字眼，无需字字对应；但若要出神入化，需要超越文字的对译，找到不同文化中的对应点，这样才可能“一点通”。

时间：2009年9月10日（周四）下午2：00

地点：央视大楼（具体哪个办公室央视大厅会有通告）

这场内部讲座主要分析以下四个节目：

一：《CNN平凡英雄：明星颂英雄》

二：《国会大厦独立日庆典》

三：《华盛顿圣诞节庆典》

四：《总统就职前的音乐庆祝会》

如果时间允许，我会略微带到每年年底的《肯尼迪中心表彰节目》。这样，美国的主旋律庆典节目几乎一网打尽了。

央视的讲座对外是不公开的，将来若有机会（比如杂志约稿），我会把讲座大纲延伸为文章，贴到博客里。

谢谢关注。

这是8月18日写的，先是给《中国日报》2009年8月21日X-Ray专栏。原文在此：
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09-08/21/content_8599125.htm
同时写了一个中文版。梁文道先生非常大度地贴在了他的博客。因为不想惹起太大争议，故搁置了两周才贴到自己博客。

关注网瘾是杞人忧天吗？

小标题：关于网瘾的纷争背后，左右两派均隐藏着自己的特殊动机。

8月1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出了一个名叫“网瘾之戒”的节目，内容是关于山东临沂一家医院用电击疗法治疗网瘾的事件。患者多半是青少年，由父母送去接受治疗，以取得所谓的“行为矫治”效果。这是一个非常深入的调查报道，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也涉及了不少专业知识。在主持人柴静的“拷问”下，主治医生杨永信变相承认他的疗法没有经过“申报”和“论证”，而他使用的仪器自从2000年以后便不再获得政府的许可。

跟大多数对本次报道留言的网友一样，我觉得电击疗法不能治根，它所产生的只是恐惧和顺从。当然，我不是什么专家，这仅是个人直觉。根据美国心理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和英国国立健康诊疗研究所(British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的研究，电击疗法对于成人不会造成脑损伤。但在我看来，用于青少年，而且是强制性的，未免过于残忍。

然而，央视这篇报道带来的，除了对网瘾治疗方法的讨论，还有对网瘾本身的质疑。梁文道先生用大标题提出问题：“网瘾是一种瘾吗？”和菜头更是一针见血：“这就为针对网络世界的打压提供了医学上的借口，如同古代烧死麻风病人一样，把网络上的异类从生活中驱逐出去。”

梁文道跟和菜头均为“自由派”的代言人，但他们这次的观点却有失偏颇。我非常敬重梁先生，在很多问题上也跟他看法相似，但这次，他似乎混淆了网瘾和长时间上网的区别。他说，早年“提醒自己可别变为这种脱离世界的傻蛋。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才发现互联网原来不是认识世界的工具；它就是世界。”为此，他列举了网上购物等活动。我想，梁先生或许从来没有进过一家内地的网吧，或许搞混了两个貌似相同的概念。举例来说，16岁男生小张每天上网10个小时（暑假嘛）。第一种情形：这10个小时中，小张花两个小时阅读网络报刊，收集相关信息，三小时写一篇文章（为此不停查阅网上辞典、百科全书等工具），两小时观看视频，两小时（稍微不到一点）打游戏，剩下的时间给他母亲购买生日礼物。第二种情形：小张花八小时玩网络游戏，两小时网络聊天。

从梁先生的文章来看，他辩护的是第一种情况；在我看来，第二种情况才是网瘾。但是，你若对这两种情况的小张分别拍一组照片，你是看不出区别的。而你若跟他相处一两天，直觉会告诉你，他是否有网瘾。一般人所说的“网瘾”，不仅指上网的时间长度，更是指上网的性质。第一种情况我认为是正常的，因为小张在网上从事好多种不同的活动，其中一些是有教育作用的；而第二种情形如果持续数月数年，我认为是不健康的，因为它排斥了人生的多样性。当然，许多网络游戏既好玩又有益处，即便是纯娱乐的，也可以训练一个人的眼手协调、反应能力、出谋划策等技能。因篇幅所限，本文不讨论网游的利弊，也不讨论网瘾的形成（家庭、性格等），本文的重点是究竟有没有网瘾，是不是一种社会现象。

在我看来，否认网瘾的存在，实属见了棺材也不掉泪。哈佛大学麦克琳医院网瘾研究中心的Maressa Orzack主任在2005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美国网民中，大约百分之五之十“对网络具有某种依赖”。同年，中国的调查结论是，年轻网民中，有网瘾的占百分之13.2，目前用的最多的一个数据是青少年有网瘾者达二千万人。

诚然，这些数字不是金科玉律。只要稍微改变调查的方式以及关键词的定义，这些数字就会发生变化。但网瘾是否存在，只要去任何一家网吧呆上一个星期，答案就不言自明。而对于一个少年沉迷网络的家庭来说，任何数据都是空洞的，他们面临的是慢慢丧失亲人，而对手却是虚拟世界，你没法抗争，仿佛是眼见绳索一根根断裂、亲人滑落深渊的慢镜头，那种感觉不是评论家滔滔雄辩所能掩盖的。

假设网瘾的确是一种社会现象，那么，是否应该关闭相关的网站？保守派人士似乎有这种倾向，他们把网络视为罪恶的源泉。其实，在我看来，网瘾跟其他的瘾本质上没有区别，如酗酒、赌博、购物、看连续剧、读廉价言情小说（在西方比较普遍，中国只有一个琼瑶，效果不太明显）等。这些活动本身没有害处，关键是分寸和节制。再有益的事情，没有度的话，也会变益为害。从政府的角度，你不能干涉人家酗酒，但你可以禁止酗酒者驾车，因为那样会危害他人。你不能因为购物狂可能倾家荡产而要求关闭商店，因为没有危害他人。同理，网瘾所及也限于个人和家庭，关闭网站（或者给业者制造麻烦）无异于削足适履。细究起来，每一种瘾的程度和结果都是不同的，也因人而异。西方专家对于网瘾也分两派，有些视之为购物瘾的同类，有些则认为跟赌瘾、毒瘾相仿。

由于自由派怀疑保守派利用网瘾说事，有借机压缩网络空间的嫌疑，因此，自由派评论家矫枉过正，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或者把网瘾跟正常的上网混为一谈，或者把网瘾偷梁换柱成对不恰当戒网方式的批判。和菜头在文章中，把网瘾比作文革中偷读禁书以及二三十年前性知识的传播。沿用他的类比，我并不觉得躲在衣橱里看《红楼梦》自渎是不健康的，但若每天三次，那就有求医的必要了。和先生在偷换概念，把争取做某事的权力偷换成无节制做某事的权力。他所列举的所有例子，若在适度的范围内，在我看来都是健康的。但他把网瘾的概念看成“妖魔化网络的一种手段”，他解释说，这是因为“成人世界和主流社会面对日益兴起和强大的网络世界无所适从，内心充满恐惧，于是这种情绪就被投射到无辜的小孩子身上，通过惩戒他们来舒缓内心的忧惧之情。”我敢断定，和菜头没有当过父母，至少他亲人中没有出现过有网瘾的孩子。借网瘾来谈权力，如同《好色客》出版人拉里·弗林特的招术（其名言：“像我这样肮脏的东西都可以出版，才能证明美国有言论自由。”）在中国，这一招弊大于利，最终只能反过来损害网络权益。再者，疗法是错误的，并不表明那些少年没有问题，不需要帮助。若真要对此事有发言权，应该像柴静那样深入采访医生、家长、少年三方，倾听所有人的心声，而不是预先设立一个立场，然后找一堆有利的证据来佐证这个立场。保守派用这种方法来禁书、禁电影，自由派只是角度换了换，思维是相同的。

我认识一个父亲，他有一个18岁的儿子，典型的网迷，每天除了睡觉就是打游戏，其他什么都不做，用他父亲的话来说，“废了”。这个父亲有高学历，也很开明，深知那些疗法有问题，但他被夹在一心赚钱的网游业者和同样以利润为目标的治疗者的中间，找不到出路。和菜头把杨永信的“巨大市场”归咎于父亲的“愚昧”，我觉得这种对家长的批评跟电击疗法一样残忍，他们当中很多不是愚昧，而是无助、绝望。如果治疗确实肥了杨永信们的钱袋，那么，放任自流岂不是肥了网游商的钱袋？两边都有经济利益撑腰。

自由派对网瘾的辩护充斥着精英主义，甚至潜意识中有极端达尔文主义倾向。承认网瘾者似乎在说：让这些青少年干他们喜欢干的吧，总比上街加入黑帮强，过上两三年他们会醒悟过来，一切回归正常。没错，据西方专家的观察，多数网瘾者终将摆脱这一习惯。不承认网瘾者，看到的是一派和谐景象，如同咱们的主旋律电影。

在这竞争残酷的环境里，两三年时间可以大大削减一个刚步入成年者的职场竞争力。除非是天才，他可能因为耽误了这关键的两三年，而终生找不到像样的工作。这，自然不是精英们需要关心的，两千万青年（我估计实际因网瘾而废者应远低于此）遵循达尔文理论，将自己驱逐出无情的竞争场，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很可能是，头脑清醒者更容易找工作了。这个成千上百万的群体若最终变成整天打网游、看肥皂剧的宅男宅女啃老族，无情地说，于社会无害有益——他们出让了更多的机会；他们占有更少的社会资源，不妨碍社会治安；他们变成孤独的消费者，为社会贡献了一份清净。如果给他们一个宗教或哲理的名头，说不定会成为一种时尚，羡煞旁人。唯一不安的是他们的父母。

网瘾跟其他瘾一样，属于私人事务，外人不便干涉，如果有网瘾者已成年，那么，其父母也不能强制他。所以，如果说有伤害，伤害的是他自己。我承认任何人都有这种自由，我只是觉得，这么多青年实施自我淘汰，是不是一件可悲的事？为了争取或保留那朝不保夕的网络知情权，任这个群体自我牺牲是否符合主流价值观？网瘾者自己乐不可支，精英们像保护上网权那样保护网瘾权，看来我真是杞人忧天了。

这是上周刘天王尚未承认朱小姐是他太太之前写的，因不知约稿的平媒是否已发，故拖了一周才贴出来。

本周的东南亚华文报纸出现这样的标题：“你能从人群里找出刘德华吗？”配图是朱丽倩父亲的葬礼，数十把雨伞将送葬队伍的中心部分遮掩得严严实实。与其说这是一个辨认图片细节的游戏，不如说是判断刘德华跟朱丽倩关系的佐证。朱究竟是刘天王的女友、未婚妻、妻子？刘一下提供了大量令人浮想联翩的材料，从“先人”到头七的祭拜，“女婿”的身份呼之欲出，但又羞羞答答。

郭怡广是谁？

或许知道的人并不多。但Kaiser Kuo（音译为凯撒郭）的名字，常住中国的老外一定如雷贯耳。

在我眼里，凯撒是写北京、写中国写得最生动、细节捕捉最精准、讽刺手法最高超的。凯撒祖籍河南（关于这个他写过一篇绝妙的文章，叫做“河南用牙齿报仇”Henan Bites Back），生长在纽约，长大后像白求恩似的来到中国，不过，拿起的不是手术刀，而是吉他。曾是唐朝乐队的吉他手，现在自组乐队，唤做春秋，比唐朝继续往前推进一千年。

我是听歌剧的，属于伪高雅一族，自然从来没听过他弹吉他。他还当过奥美的高管，以及某家硅谷高科技杂志的驻北京站长。我没正式进过公关广告公司，硅谷媒体倒是干过。某次上海一跨国公司请我去当论坛嘉宾，前来迎接的人跟我诉苦：“我本想请凯撒的，但不成啊。只有低就了。”
打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提我的IT打拼史了。

真正让我惊艳的，是凯撒（即下面文章中的“我爷爷”）的专栏。道貌岸然谈中美文化差异的专家很多，包括那些西方媒体的驻华记者，但从骨子里了解中美文化真谛的，可谓屈指可数。凯撒是我算在第一把手指里的一位。他的精通来源于生活，不是书本的二手资料，而且他不摆谱，以搞笑应对，把沉重的话题一一消解。

凯撒很多年来一直在北京一份英文杂志写专栏，这是我阅读该杂志的主要原因——更正，唯一原因。我可以想象《纽约时报》没有托马斯·弗里德曼，但我不能想象该杂志没有凯撒郭。反正我一进老外出入的大酒店，径直奔向前台，问：“某某杂志有吗？”他们拿出一本，我迅速撕下最后一页，不动声色留下杂志，然后客气地说一声“谢谢”，扬长而去。这就叫做买珠还椟。

Anyway，现在我可以不看这份杂志但依然享受凯撒的妙文了，他的专栏合集千呼万唤始出来。跟我的X-Ray一样，他的书名也是沿用原来的专栏名，叫做Ich Bin Ein Beijinger。别急，其中的三个生词是德文，借用肯尼迪在柏林墙说的一句话，意思就是“俺是北京人。”

老实说，这本书的包装真不咋地（哪有这样写赞美式评论的？），从封面到用纸到排版，没有一样不让人皱眉头。但是，一旦接触其中的文字，这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对了，文章的用词量非常大，大大超过GRE，英语六级以下的就别浪费钱了。

我原本想描述一下凯撒的笔法多么诙谐，视角多么独特，眼光多么毒辣，风格多么像王小峰。转念一想，只可体会、不可转达。这样吧，我把其中一篇翻译成中文，当然译文只能传递原文一个大概，中间损失不可避免。大家就想象一下这篇写于2046年的文章（作者是凯撒的孙子——注意：这不是骂人，真是孙子辈份）如何同时让左愤和右愤都心旷神怡吧。

《飞屋环游记》：又一部Pixar的杰作，又一次展现动画电影的至高境界。明年二月的奥斯卡最佳动画片正式产生！《冰川世纪3》好好享受已有的票房吧，你很逗，但跟UP不是同一个档次。

《白银帝国》：并非波澜壮阔，但确有史诗风范，对商人的刻画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感叹：在中国当一个生意人真不容易！

《高兴》：阿甘导演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宝莱坞影片。

《夜店》：新导演杨庆不是宁浩，但驾驭商业片的潜力已得到充分展示。

《非常完美》：章子怡力图模仿朱莉娅罗伯茨，但用力过猛，反而暴露出天生匮乏喜剧细胞。不过其他几个演员（如范冰冰、姚晨等）则表现出色。男花瓶统统不如《新娘不是我》中那两个。韩剧迷一定会喜欢本片，当然还有章子怡迷。

 

影评：哈六，哈药六厂荣誉出品 保你进入梦乡

我清楚地记得，观众开始离场，是哈利和罗恩开始谈论赫敏皮肤的当口。或许是巧合，但打那以后，一直有观众零星离开，其中只有少数去上厕所，其余的大概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上厕所，终场前赶不回来了，或许影院根据已观看的长度实施退款，他们能拿回90元中的一部分。

其实，哈六一点不难看，就是比较闷，尤其是进入感情戏，仿佛是白雪公主和七小侠谈恋爱，左右觉得别扭。若能在中间段落打个盹，两个半小时还是很容易度过的。前15分钟我看的是3D版，忽地就过了。如果全程3D，大约我也能摆脱麻瓜身份了。

我承认，我不是哈迷，当初第一部上映时，我居然写了一篇“《哈利波特》不如《魔戒》”的影评，收到的板砖不亚于这回发表《变2》和MJ的文章。要知道，当年国内已经有众多哈迷，而《魔戒》则没人听说过是什么玩意。后来，有人讨论《哈N》最好，我哑口无言，因为我几乎每一部都会在中间段落昏昏欲睡。这不是罗琳的错，实在是我自己无知，没有事先研读小说。我猜，欣赏哈片，必须先看哈书，吃点哈药，不然老觉得影片像是在打哈哈，写起影评来也会像哈巴狗。

于是，我开始引进哈资（关于《哈利波特》的资料），发现我已经被排除在全球四亿群众之外。我估计四亿是低估的，因为卖出四亿册，说不定每册有好几个人传阅，这样一算，能识几个大字的，都已精通哈语——即便你只能看懂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哈译也不放过你。全球的高级文字中，大约只有古汉语尚缺译本。等哪天出了中文古文版，全部七册大概能压缩到一千页。（瞧，咱们古人就是环保，不浪费纸张。）

我看书很慢，看完整套，需要读一个本科的时间，然后，再花20个小时把八部影片（那时华纳已出齐）全部看一遍。到时，我相信一定能成为称职的哈迷，写一篇这部哈片哈哈哈的影评。

翻阅各大网站悼念季羡林先生的专题，用得最多的“头衔”依然是“国学大师”。谁都知道，季老先生早就“请辞”这一头衔，而且附上详细的说明。但或许大家把他的这一行为当成了“谦虚”。我也觉得季先生不是国学大师，他不配作“国学大师”，准确说是“国学大师”的称号不配他。

从学术专业的角度，称季先生为“国学大师”是颇为奇怪的，因为他取得最大成就的专业是印度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即便把玄奘取经的故事无限制延伸，估计也很难将印度文学纳入“国学”范畴。说季先生不是“国学大师”，当然并不表示他不精通国学。尽管他声称他的国学基础不如其他一些北大教授，但从任何角度来看，季先生学贯中西，既可以说是“国学大师”，也可以说是“西学大师”，同时还是不属于国学也不属于西学的印度文学的大师。在他那一辈的大学者里，这种现象其实并不罕见，但49年后这样的全才就基本灭绝了。原因想必大家都清楚，季先生晚年的著述多半涉及这方面的事情。

我认为季先生不是国学大师，理由跟他自己说的不太一样。在我印象里，国学大师并不是仅仅指精通国学，对国学有深厚的造诣，而是对于国学抱持一种很特殊的态度。我想到的第一个“国学大师”，是孔乙己，他能说出“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大约跟用古文写高考作文似的，让你一举跳进“国学大师”的行列。另一个“国学大师”的楷模是《子夜》里的吴老太爷，面对十里洋场的女人大腿，他紧紧抱着一本《太上感应篇》，虽然在传统和西化的抗争中失败了，但虽败犹荣，捍卫了道教的经典和国学的尊严。

有人会说，这两个不算数，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那好，我们来看真实版的。文怀沙和余秋雨绝对算得上“国学大师”，一个光凭长相就可以轻易入围，另一个动辄上下五千年，高屋建瓴，对中华文化的任何一个点都可以讲得声泪俱下，令人感动得五体投地。想必他们面对世俗的诱惑，也会念上一大段经典文章，不信请参照往届央视青歌赛。（文怀沙的可爱之处在于，念完了经典之后，依然接受诱惑，并且大大方方地承认。）

如果一个国家公投民选一位国学大师，咱们国家的选举结果肯定是于丹。这首先证明，儒学是具有包容性的，从不歧视女性；其次，于丹的国学不枯燥，架势虽大，但从小处着手，让你听着听着扫了国学盲。当然，百家讲坛之于国学热相当于《新青年》之于五四运动，如果胡适陈独秀活到今天的话，他们也会借助百家讲坛的，前提是百家讲坛看得上他们。

经过若干年，于丹可能就不再满足于“国学大师”的称号，那时，我们可以称她为“国学之母”，简称“国母”。建议她到鸟巢做一场十万人的讲座，而草坪上依然是奥运开幕式里的孔子三千弟子在偏偏伴舞。那场面，一定能再度引来全球转播。

至于季羡林先生，我拜读了他晚年一部著作，总体感觉是：这是一位长者，一位智者，其智慧之纯粹、其为人之真实已无需任何标签来添油加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