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黎明 (Raymond Zhou's bilingual blog) 用中文写娱评，用英文写时评

我跟冯小刚导演曾经有过节。毕竟，我曾被华谊手下的人从放映《集结号》的电影院中赶出来过。再往前追溯，我在上海电影节主持的一个论坛，曾被冯导当场取笑（我承认那次是我主持水平太差所致，那是我第一次干主持这活，一点经验也没有。）

我真不知道冯导是怎么看我的。我写影评，我在明处，他知道我怎么看他的作品。所以，我压根没想到他会同意给我这本书写推荐语，而且用了地道的冯氏语言。

细想起来，我们的确可以算是一丘之貉，因为我们都毫不羞耻地宣扬商业影片的种种好处。

《好莱坞启示录》是2005年初版的，这次增加了五万字的新内容，但加量不加价，仍然保持35元零售价，网店有折扣。5年前，35元遭到一些读者的抗议；到今天，35元恐怕是偏低了。

很不谦虚地说，这可能是介绍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最好的中文书。我浏览过这方面所有的中文书，多数是翻译书，倒不是说它们不好，而是里面仅有部分内容适合国内读者。当然，这不是说我这本就十全十美了，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你若买了第一版，并且近五年来《看电影》杂志一期没漏，我建议你省下这次的买书钱。

简介什么的我这里不贴了，王婆自夸若还不够，再把张婆李婆全给搬出来，索性俗气一回。本来嘛，好莱坞就是大俗。

业内反应：

冯小刚，电影导演——
很多人因为鄙视好莱坞，当然更鄙视我，所以粗暴的把“好莱坞式的商业片”这顶在他们看来是最庸俗廉价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意思是想说，我的电影和好莱坞的电影一样没有营养。而在我看来，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荣耀。只是这顶皇冠的份量太重，我还真有点接不住。说实话在拜读周黎明的文章之前我并不了解好莱坞，以为就是日落大道和比华丽山呢。读了他的书才知道那是美国电影工业的代名词，那是无数天才和大亨勾连枪组成的利益集团，那是在巨大财力支撑下把想象力发挥到极至缔造财富的梦工厂。而我却是在一个没有电影工业的国家拍电影的导演，和好莱坞唯一挂点相的就是影片和观众有点亲，可这并非因为我手里攥着好莱坞的药方，而仅仅是出于我的本能。药方在周黎明的手里，现在他把这些药方结集出版以飨读者，没病的您就看着解闷，投了钱都打了水漂害了病的制片人们，您就照方抓药，治不好也让您死个明白。

陈建德，美国索尼影视娱乐（中国）有限公司中国地区总经理——
开内地影评之先河的自由影评人。其人格的独立，判断的独立，令人耳目一新。用凝练亲切的语言，娓娓讲述美国主流电影业的各个层面。其观点之独到，内容之丰富，令人赞服。

陈伟明，中博传媒（业务包括手机电影）董事长兼总裁——
这是一本进入中国影视文化产业必须要读的书。

罗燕，美国银梦电影公司总裁、《庭院里的女人》《梦想家》制片人——
一本我读过的最权威最全面介绍好莱坞电影工业真谛的中文书。

黄群飞，北京新影联院线总经理——
周黎明先生的《好莱坞启示录》是我看过的介绍好莱坞电影的最好著作，非常值得我们行业内人士学习和借鉴。

戢二卫，前迪士尼和华纳兄弟中国业务主管——
好莱坞是一条大白鲨，而所有非好莱坞体系的电影人其实都是靠这条大白鲨滋养的小鱼，只是或多或少、直接间接而已。也许这个说法会让全世界的艺术电影导演和影迷嗤之以鼻，但从个人职业经验上，我坚持认为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解剖这样一条大白鲨，需要影评人的锐利，时评家的视野，MBA的算计，以及南加州居民的感同身受。以上条件但缺其一，则剖析就无法准确、全面、精当。因此，毫无疑问，这个庖丁解牛的活儿非周黎明先生不可。读了全书，觉得周先生的这个活儿，干得漂亮！

张昭，光线影业总裁——
以人口和经济总量而言，未来中国有机会拥有超越好莱坞的电影产业。周黎明采来的“他山之石”，是非常有趣的借鉴样本。

郝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主讲好莱坞电影）——
像周黎明这样的好莱坞专家应该追杀，因为像他这样的专家真的多了，我老郝这样大谈商业电影的专家就容易失业，那很不好。像这样把好莱坞变戏法的毯子掀开的书也应该烧掉，它不光讲制作和发行的术语和典故和考证，还把法国电影的那点小趣味也不明不暗地贬下去。

冯伟，美国电影协会中国区总裁——
雅俗共赏，对关心和喜爱电影的人来讲，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史雯珊(Susan N. Stevenson)，美国驻华使馆发言人——
周黎明通过他的大量写作和专栏，展现出他对美国文化的精通。本书能将好莱坞的秘密展示给广大的中国受众。

当当
卓越
 

我是1月13日看的《孔子》，影评也早就完成，但因为要凑《新京报》的档期，所以直到26日才问世。《新京报》采用了我自己的标题“有礼有乐 高不可攀”。做媒体的人都知道，报纸是有权改标题的，但标题必须符合文章的内容和观点。

 

但我这篇影评在新浪出现时，标题却被改成了“电影《孔子》不雷人 靠近商业效果不错”。后来该文以这个标题被大量转载。不知是哪个“好心”的编辑生怕我搞不好跟中影和胡玫的关系，硬生生把我推到吹捧的一边。

 

的确，“不雷人”是我正文中的评价，但整个标题并不符合我的原意。因为担心有些读者看不出文章的明褒暗贬的笔调及真实观点，我在这儿一并说明，我对该片的打分是6.5分（10分制），高于韩寒的2分，也高于我预先的设想（我估计这样的影片大概就是5分的水平）。但远没有达到“不错”的程度（我的理解，“不错”总得上7.5分吧）。

 

一句话——

 

这是一部高高在上说教、没有戏剧张力、但制作还算认真的影片。（特效在该片中不能决定成败。）

 

 我把《阿凡达》的主题理解为“钉子户”抵抗暴力拆迁。我知道这不是卡梅隆的本意，他的寓意并不深邃，环保和反殖民都是老掉牙的话题，连卡神自己都承认该片跟《与狼共舞》有传承关系。他还提了大家并不熟悉的《在上帝的领土游戏》（At Play in the Fields of the Lord）一片。

 

在记忆长廊里照镜子

　我一直对《陪我看电视》心存抵触。原因很复杂，首先，标题太口水；其次，明星太多，给人一种包装超过内涵的先入之见；还有，怀旧题材经过上两年的炮轰，已令人疲倦；最后，这是央视庆祝新楼的“定制节目”，估计是高级堂会。

　看完后，我久久不能平静被震慑的心。太久没有看到如此高水准的国产话剧了，貌似高雅的倒见识过不少，把人笑翻的也能找到，但既高雅又通俗、让人又笑又哭完了还思索的，真不多见。我们老抱怨老舍、曹禺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我们现在有赖声川，不是很幸运么？

　《陪我看电视》的跨度很大，从南方工厂到西北农村，从堆放破烂的垃圾场到超级富婆的豪宅，30年中国的变迁被浓缩到两个半小时的舞台上，却没有失去可贵的细节。用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来串起整个戏，这个创意倒并不新，1937年的电影《压岁钱》便是用一块钱穿梭于社会各层面，讲述各种悲欢故事。这种结构的好处是可以天南地北，劣势是会破坏戏剧张力，因为人物都像公路片那样过场不回头，很难让观众投射并持续感情。到最后两场戏，我惊讶地发现，赖声川巧妙地绕开了这个陷阱，使得人物顿时增添了纵深感，而人物命运更是让观众不胜唏嘘。

　另一个舞台技巧是程前扮演的电视机，真正的拟人化了，贯穿全剧，而且极富思辨色彩，经常引用古人名言。女工小美和富婆索菲亚的设置也是一绝，虽然在年龄和相貌上缺乏连贯，但当史可回眸看到朱芷莹扮演的十年前的自己时，那种内在戏剧性胜过千言万语。

　林依轮和张静初扮演的小李和小芬是这台电视机的最初主人，他们当主角的第一场很符合我的想像，打的是怀旧牌。但之后，剧情便越来越有趣，很多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不断发生。个人的命运跟时代和国家缠绕在一起，听的歌、看的电视节目一次次变化，社会越来越物质化，人越来越浮躁，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反而慢慢被淹没了。人生充满了反讽：小芬最讨厌那帮不爱干净的邻居夜夜来她家看电视，30年后，那却成了她最珍贵的回忆。

　这部戏中，明星有用武之地，但不抢戏，人人都出彩，但最出彩的要数台湾戏精方芳。流浪汉这个角色以及她的演绎使得该剧上升到一个至高境界，这个睿智、风趣、癫狂的角色有几分《红楼梦》开篇跛足道人的味道，他（或她）的台词也是最精彩的，透过表面的无厘头能传递出生活的苦涩。

　这部“央视大戏”有央视的商标，但没有央视的毛病，看来给赖导创作自由的传言是真的。比如，剧中有一个矫揉造作的女电视主持人，被流浪汉骂得狗血淋头。即便在赵本山春晚小品里，那也是不可思议的。我难以相信赖导平时看央视节目。显然，这个剧本赖导一个人是写不出来的，但他能调动以背台词为基本训练的演员“集体创作”，并达到如此水准，可见具有高超的激发潜质的伯乐能力。

　这倒不是说该剧没有瑕疵，我看的14日那场，投影的电视画面晚了几秒钟，演员提前欢呼中国女排赢了，然后背景中的女排才赢。另外，我记忆里80年代好像还没人叫餐馆老板为“老板”，“老板”一词是市场经济的地位得到彻底肯定后才褪去贬义的。那时更多是称呼“师傅”，也可能是地域差别。

　《陪我看电视》把我们带回记忆长廊，长廊两侧摆了六七面大镜子，让我们照出自己的过去和现在，美丽、丑陋和荒诞。电视是我们记忆的一部分，但多数电视节目不会有《陪我看电视》的保质期。

这篇关于植入式广告的文章，摘自即将出版的拙作《好莱坞启示录：第二版》，原文约7000字，这里摘录的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也算是对该书的自我宣传。
这篇文章的素材曾出现在2009年初和年底两篇《看电影》专栏文章中，略作了修改。

 
植入的运作

电影中植入广告，有各种情形，有些属于无心插柳。即便是有目的而为之，厂商的支付手段不限于货币，往往包括货物及服务。凡是拍摄影片所需要的，比如摄制场地、器材、灯光、道具、剧组所需要的汽车和电脑设备……所有这一切原本都需要花钱购买或租赁，现在由厂商提供，其价值是可以计算的。植入式广告很多是以物易物的交换，但同样需要谈判并签署详细的合同，以防事后纠纷。《环球好奇小猴乔治》有美国邮政、大众汽车、都乐水果等多个广告，其中都乐的代价是在一亿根香蕉上贴上该片的标签，此外，还发行了一种贴花板，供儿童收集标签之用。

并不是所有的植入式广告都经过严格的商业程序，也有一些属于“走后门”。Clos du Val是加州酒乡一个规模不大的酿酒厂，年产65000箱。它拿出其中240箱，赠送给各种影视剧组（尤其是道具师傅），零售价值约36000美元。斯皮尔伯格拍摄《幸福终点站》时，有一场戏是汤姆·汉克斯和泽塔·琼斯的晚餐，需要一瓶香槟，别看斯导掌握着亿万资产，影片预算动辄上亿，他觉得剧本中规定的那个牌子的香槟太贵，这时，道具师傅大卫·哈洛克顺势推舟，建议用剧组里现成的Clos du Val。于是，该酒便出现在影片当中。当然，没有大特写。Clos du Val用相似的方式，“挤进”了《21克》、《好汉两个半》、《黑道家族》等影视剧。它无需支付高昂的植入费，但每月给出主意并联系赠送的Aaron Gordon广告公司支付5000美元。

也并不是所有商家都愿意玩植入。2003年，Allied Domecq拒绝了《圣诞坏公公》采用它的Stolichnaya威士忌，因为片中人物酗酒成性，并且有暴力倾向，让他喝该品牌的酒，会破坏品牌形象。另一个原因：美国烈酒协会建议，如果广告接受平台的观众有30%不到合法饮酒年龄，成员公司应限制这些平台的宣传，包括植入广告。但该片导演依然用了这个品牌的酒，只是把品牌名遮了起来，内行从瓶子形状依然能辨别。更著名的例子是奔驰不让丹尼·博伊尔把奔驰车开进孟买贫民窟，不料《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拿下了诸多大奖。

有些广告商和片商特立独行，不愿做植入式广告。苹果公司的产品经常出现于影视剧，但苹果声称他们从来不做植入式广告，好莱坞愿意免费奉送曝光机会，是因为苹果的东西一向很酷，你若想表现角色时尚，就得把苹果当道具。影视剧中，《宋飞正传》和《辛普森一家》刻意回避真实产品，以虚构代之，因为虚构可以用来恶搞而无需承担法律责任。《楚门的世界》的剧情需要广告，但为了保证喜剧的质量，坚持用假商品。

说实在，这个时候若采用真的品牌，商家多半会不悦。商家追求曝光，但要的是正面曝光；喜剧擅长挖苦，而商家多半没有幽默感，因为他们不会面对半真半假半夸半嗔的处理。为了掌握控制权，商家愿意花钱，奔驰公司不在乎电影中的黑帮老大驾驶奔驰车，但一旦奔驰车驶进贫民窟，商家便被惹恼了，于是该片不得不用电脑消除车身上的品牌标志。

 

植入的细分

植入式广告在英文中叫做product placement，其他还有几种说法，如embedded marketing和product integration。中文显然是意译，没有直愣愣翻成“产品放置”、“植入行销”、“产品结合”之类。中文的“植入式广告”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英文则分得更细。严格说，《非诚勿扰》中那个航空公司的广告属于product placement，因为片中女主角是空姐，出现飞机和航空公司的名字算是顺理成章。那个银行信用卡的广告则属于product plug，因为正常情况下那个信用卡的特写镜头是多余的，除非要强调那人的经济状况，或者他用的是伪造的卡。冯导自己也说，那个广告搁哪儿都“特别硬”，就是这个意思，换成文绉绉的词汇就是“它不是剧情的有机部分”，所以显得突兀。导演一般会比较反感这一类跳出剧情的广告。

其实，那个信用卡广告至少出现了两次，饭桌上付帐那次行话叫做product plug，后来汽车行驶在海口，路边的大广告牌显眼地再次出现该信用卡广告，行话叫做advertisement placement，即植入的不是产品实物，而是该产品的广告。这样的植入在美国影片中屡见不鲜。据调查，美国人平均每天接收到247个广告，还有一说是3000个，我怀疑数字夸大。也许，每天进入眼帘的广告非常多，但普通人有自动排除的能力，对于纷繁生活中的嘈杂信息（包括大多数你不感兴趣的广告）早已练就一副视而不见的火眼金睛。不信华谊调查一下，那个特写镜头和那个公路镜头，哪个植入广告的回忆率更高？

杭州西溪湿地房产那个广告，广告商没有付钱，而是送了一套别墅给冯小刚。这叫做product usage，属于以物易物的一种。在好莱坞，这种方式常见于汽车、通讯设备、服装、道具等，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开源，而是为了节流。反正影片中要出现这些东西，让厂家赞助，就免了购买或租赁的费用。从厂家的角度，送一件产品，换一个曝光机会，多半是合算的，但前提是这件产品单价不是很贵，一般汽车也就几万美元一辆。《非诚勿扰》中的那套400平米别墅价值要高得多，“赞助商”自然不会让冯导的镜头一晃而过，于是就有了那段郑重其事的介绍。

还有一种现象叫做reverse placement，逆向植入：文艺作品先虚构了某个产品，结果弄假成真，成了真的产品。2007年，7-Eleven连锁店将旗下11家美国的店面改名为Kwik-E-Mart，即《辛普森一家》中那家模仿（或称恶搞）7-Eleven的虚构商店，里面销售的商品包括Buzz可乐和Krusty-O cereal等该剧发明的饮料和食品。不知7-Eleven为此付出了多少授权费，也许只是一个双方合作的宣传点。

威尔·史密斯在《机械公敌》一开场，就穿上了2004年的某牌子鞋子，可故事发生在2035年。怎么办？为此特意编了一句台词，大意是：好鞋，2004年的古董鞋哦。

汽车的植入最常见，但某些影片把汽车提升到“主角”的高度，厂商为此付出的也远非传统广告费所能匹敌。《谁与争锋》中，福特所提供的汽车的总价值，远远超过了一般植入价码。手表商Omega跟007电影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它一方面植入，另一方面雇用布鲁斯南和克莱格代言，这要比借用电影人物变相做广告更阔绰。有些广告商甚至要求广告出现在预告片里，如2004年博伊尔的《百万英镑》就是这样把可口可乐弄进影片的网站及预告片的。收费当然要更高于一般植入。

《命运呼叫转移》基本上就是中国移动的一个带故事的大广告，四个段落分别宣传该公司的四项服务。从本质上，这究竟是故事片还是广告片，已经非常模糊，抑或两者都是。在电视领域，美国老早就有企业冠名，类似蒙牛的第二届超女。所谓“肥皂剧”，就是美国早期电视剧由宝洁和联合利华的日用品（尤其是肥皂）赞助、冠名、投资，才有了这个称号。借用这个称号，《命运》一片应该叫做《电信呼叫客户》才对。有一集《欲望都市》也属这种性质，剧情围绕着Absolut Vodka这个伏特加客户，大量细节全都量身定做。而像Hallmark这样的公司（以贺卡著称），则直接进入影视剧的生产。

把产品彻底融入剧情，这是植入的最高境界。多数植入属可有可无，拿掉不会影响剧情，但高级植入则从源头将产品跟影片融为一体。这种植入价码要高一些，但效果也不言而喻。融合式植入的一种方法是让主角接触植入的产品，甚至在台词里故意提及。《雨人》中，达斯汀·霍夫曼不愿坐飞机，除非是澳大利亚Qantas航空公司的班机，因为“Qantas从来没掉下来过”。通过这个有自闭症的角色，这句话胜过一般广告词。

 

这种变化必须恰到好处，从电影人的角度，幽默来自于对比，因此，必须在原品牌基础上做加工，但不能改头换面至无法辨认；从商家的角度，必须接受这种调侃，否则，多数动画片和古装片不可能植入现代产品。关于这个问题，一家行销咨询公司Yankelovich Partners Inc.的总裁沃克·史密斯说得好：“越来越多的品牌寻找新的方式跟消费者沟通，如今，人们觉得这种‘反行销’做法非常有趣，能吸引人。消费者希望看到品牌以轻松心态面对恶搞。凡是自以为是严厉控制品牌运用的，那是倒行逆施，逆潮流而动。”

 植入的创造性

《怪物史莱克》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古代，这非但不能阻止植入，相反增强了植入的创造性。所有的植入品牌全部改装成中世纪的模样，冰淇淋连锁店巴斯金·罗宾斯变成了巴斯金·罗宾汉，名牌服装范思哲摇身成了范思剑（古代使用刀剑嘛），老海军则换成古英语拼法的老恶棍，星巴克呢，化装成远行巴克。明眼人不仅一眼就能辨别真正的牌子，而且会心一笑，抵消了对植入的腻味或反感。这种情况，《十全九美》也用过，KTV钱柜调整为妓院乾柜，宜家成了怡家，性质相同。《鲨鱼黑帮》的场景在海底，品牌的名称也做了相应的改造，可口可乐成了珊瑚可乐(Coral-Cola)，汉堡王变成鱼王，《新闻周刊》成了发音相似的《新闻礁石》，等等。 

飞猪同学（林嘉澍）是一个严重靠谱的80后。每逢我或我认识的几个60后老男人谈起80后，飞猪是永恒的正面典型。他有80后特有的优点，如对新科技的熟练，也有一般认为80后比较缺乏的东西，比如对历史真相的悟性。

有时我担心，他被老男人夸多了，会引起同代人的反感，如同乖乖仔一定会遭到叛逆者的歧视。其实，老男人并不希望新一代是自己的翻版，如果每一代都只能重复，时代岂不是原地踏步？不管愿不愿意，我们希望看到俗套所说的螺旋式上升。

《敢吗》堪称乖乖仔和叛逆者的完美融合。每周一项的52种行为艺术中，最“叛逆”的大概要数第23周的“把老板的硬盘格了”。跟我的哥哥辈比起来，这点叛逆算是小儿科了。他们敢给老板挂牌带高帽坐喷气式（解释：这不是上市或拍马屁的意思）。再说，真正的老板不怕被格硬盘，因为他们的硬盘里没有实质的东西，一切都是秘书代劳的。真要搞破坏，得格他秘书的硬盘，那他就得死翘翘了。

其他的小资叛逆包括给领导的咖啡里加点蒜蓉、把著名公司的logo篡改一下、回到原始社会（体验父母的生活）、拨号上网看电影（体验哥哥姐姐的生活）、学会绵羊音（体验弟弟妹妹的生活。Oops, sorry，我忘了咱们这儿没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这些玩意儿），等等，属于完全可以进入真人秀的内容。（Note: 下回给电视台做讲座，可以把这些内容建议一下，不过，在广电总急看来，这些可爱的淘气行为均属于大逆不道，被审查通过的概率接近零。）

其实，父母辈完全应该大度地接受飞猪的实验。他的这些点子从骨子里看非常健康阳光。最黄色的一项是在公司楼下派发100个安全套，而不是已经被用滥但依然让老人家心惊的裸奔；最红色的是在办公室大声朗诵《人民日报》，而不是像李敖那样公开朗诵《毛泽东选集》里的某些篇章；最绿色的是用磁盘交换文件，而不是让实习生传递鸡毛信；最白色的是做个间谍，而不是做间谍以勾引更多的漂亮美眉；最黑色的是用中英文杂腔和长辈们说话，而不是用领袖的腔调和口音跟顶头上司说话。

《敢吗》是一个既符合年代又符合国情的truth or dare，一本设计得相当时尚但又不至于令人眼花缭乱的diary，一本只需要12分钟就能看完、但需要12个月才能愉快体验的人生guide。副标题是《改变人生的日记书》，在我看来，也是改变人生的入门书，它让你变得独立，但没有把你变成愤青。当下回有人问你：敢吗？你可以大声回答：Yes, I dare!

欲知详情或欲购书，参见：http://ganmabook.com/

陈数要演简爱，我有一担心：这么高雅的气质、倾城的相貌，演plain Jane（不怎么漂亮的简）是不是反差太大了一点？明星牺牲相貌以证明演技，这种事儿多了去了，但多半得牺牲到底，往丑八怪的路上走到极致。可简爱虽不漂亮，但也不丑，而且她的相貌是这个人物形象的有机部分，陈数究竟怎样来演绎这个经典的女性形象？

看完她主演的《简爱》（国家大剧院话剧场，12月10-23日，我看的是9号晚的彩排），不仅疑惑解开了，而且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大家都说陈数的《日出》是经典，但依我看，她的《简爱》也绝对是经典。我这么说，绝非贬低袁泉，袁泉主演的第一轮轰动京城，一票难求。我手头的一张票，忍痛让给了一位美国话剧节的朋友。她虽然不懂中文，但看完之后，交口称赞（毕竟故事很熟悉）。比较是人类的天性，我没有机会欣赏袁泉版，所以就没有资格来比较，想必一定非常精彩。演绎文学经典，重要的不是演绎者之间的比较，而是跟原著的比较，所以，在袁泉和陈数之间比高下只是有趣而已，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 永恒的简爱
国家大剧院版的《简爱》是任何话剧爱好者都不容错过的，更是喜欢陈数的观众必须要看的。

这句话听来像广告词，但等我把我的理由一一道白，那它就是剧评的结论。陈数演得好，首先是这部戏好，再往前推，是原著好。《简爱》是女性文学中数一数二的佼佼者，它所树立的女性形象，尤其是其独立的精神、对人格的尊重、对爱情的理解，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改革开放初期，最先走红的外国文学作品中，《简爱》是先行者之一。

大多数国人是通过1970年版的电视电影了解这部作品的，那个版本在西方的地位并不高，但中译版因为有了邱岳峰和李梓无与伦比的配音，使之熠熠生辉。在西方影视界，地位最高的是1944年的电影版，琼芳登演简爱，奥逊·威尔斯演罗切斯特，刚出道的伊丽莎白·泰勒演小简爱的朋友海伦（演员表没有打她的名字）。就我熟悉的这两个电影版而言，男主角都要比女主角出彩得多。琼芳登是大明星，但她的角色跟之前的《蝴蝶梦》太相似。拿这几个版本跟原著对比，我意识到，简爱的故事更合适舞台，她最光彩的几个段落在银幕上因为电影表演不许太夸张，反而显得缺乏爆发力。

陈数表明爱情观的那一大段，将全剧气氛推到高潮。如果不是会打断全场氛围，如果是歌剧，那里一定会爆发出雷鸣般掌声。之前的戏属于铺垫，陈数演得很收敛、很细腻，而“爱情宣言”（严格说更像是“人格的独立宣言”）后，简直如同感情的过山车，起伏跌宕，完全把我带入戏剧情境中。说实话，《简爱》的电影从来没有给过我这样的感动。我仿佛突然理解了夏洛蒂·勃朗特的内心，回到了初读《简爱》的时光。不同的是，当初看小说，觉得主题离我们的时代有点远，现在反而觉得很切合时代。我们这个浮躁的社会，为了房子当小三似乎是正道，而孤儿院出来的简爱却为了“明媒正娶”，放弃了富豪与豪宅。这题材若搁进主旋律的框架，定会有人用高八度的声调发问：“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

※ 我和陈数的故事
我是1997年认识陈数的，当时她是东方歌舞团的舞蹈演员。我从美国回来，跟东方合作排演舞台音乐剧《音乐之声》。作为主创之一，我必须面对选角问题。大家都知道，《音乐之声》里有七个小孩，而歌舞团是没有未成年演员的。我说，登广告找。跟我合作的朋友说，中国的艺术教育走专业化道路，唱歌的不会跳舞，跳舞的不会唱歌，唱歌跳舞的不会演戏。我说，这么大一个北京，一定有人既能唱歌跳舞，又能演戏，还长得漂亮。哪知道，不用费心，身边就有这样的全才。

剧中大女儿的角色名叫Liesl，16岁，即将进入17岁，除了参与多个集体歌舞，还有一段跟男友的“二重唱”，歌名叫做“I am 16 going on 17”，很可爱的词曲，伴之于颇有难度的舞蹈。直觉告诉我，从舞蹈演员里寻找会唱歌、会演戏的可能比较现实，至少要比短期内教一个不会跳舞的学会跳舞来得容易。但这个角色并不是一开始就内定给陈数。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位社会上的竞争者，演小品的功力相当不错。但综合考虑，陈数是扮演大女儿的最佳人选。她不仅歌舞能胜任，在表演时传递出一种高贵的气质。毕竟，冯川普上校是贵族，他们家的孩子是很有教养的。陈数回忆说，我当时在过道里给了她一页对白，她念完后，我就定了这个角色不用再找了。

现在回过头来聊陈年往事，不是为了证明我多有慧眼。东方团一向人才辈出，很多明星都跟它有关联，比如陈坤。陈数自己的解释是，东方招人的门槛比较高，演员素质好，即便转向从歌舞到表演，也会比较容易。80年代的东方是明星荟萃的地方；后来的东方，则更擅长将明星洒落到其他领域。我并没有预感陈数日后能有如此好的事业，但反过来，她有今天的成就，我一点也不奇怪。但，她每一个角色展现出新高度、新境界，这却每每让我惊讶。

观看《简爱》时，我恍然意识到这个故事跟《音乐之声》的相似之处：都是家庭女教师跟男主人相爱，女主角都不漂亮，但很有主见很有魅力，男主角都有点跋扈，都有外来的漂亮女性差点跟男主角订婚而制造威胁。所不同的是，12年前的保利剧院，陈数演七个孩子中的一个，2009年的国家大剧院，她已荣升为家庭教师。清纯的Liesl碟化成自信的Jane Eyre，戏多了，难度更不知大了多少倍，一个可媲美任何经典女性的舞台形象诞生了。

预览陈数版《简爱》

解读“给韩寒的公开信”

以下是一篇极端无趣的文章，任何解谜的资讯都是破坏乐趣的。魔术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变魔术，而不是一上来就把魔术的奥秘展现出来？因为这是他们吃饭糊口的家伙，说清楚就剥夺了这工作的娱乐功能。

但如今太多人说我“这混蛋能从耳朵里掏出硬币来”，所以我不得不说明，这硬币其实是藏在我手里的，没人能从耳朵里掏出硬币来。你说有什么比做这样的说明更无聊？

为了便于粉丝群体的理解，我采用逐段解释的方式。

致韩寒信

实际上是致《时代周刊》信，副标题应该是“让我来告诉你们如何理解韩寒”。但我若这么写，他们就不会当真了。我若真要给韩寒写信，干嘛要用英文写？干嘛要“公开”呢？

 

韩寒：你好！

首先我说明，我不是你粉丝，所以别把这封信当作粉丝追星函扔进垃圾桶。

《乱世佳人》的第一句是“郝思嘉并不美”。当然，我们都知道郝思嘉是费雯丽扮演的。如果我一上来就说“我是韩寒的粉丝，我是来捍卫我的偶像的”，那么，《时代》的编辑一定大笑“又一个白痴！”。反过来，如果我没看过韩寒的东西，或者不欣赏，有什么必要写那个玩意儿呢？

我碰巧看到11月2号《时代周刊亚洲版》对你的采访，后来又读到你在《青年周末》上的回应。我深表同情。你挣脱了咱们自己的枷锁，但你掉进了西方媒体设下的陷阱。你以为《时代》的文章能让你的事业更上一曾楼，如同《纽约时报》把郭敬明捧成“中国最成功的作家”。但你从《时代》得到了什么呢？你变成了一个满嘴脏话、自我膨胀、阴柔女气、一切为了消费主义的小混混。而这恰好是你为郭敬明所做的画像——当然，郭敬明没有用脏话，所以，经过西方媒体调色后，他现在的形象至少比你更少污秽。

《时代》那篇文章表面上不是一篇评论，而是一篇特写，不带个人倾向。实际上，它是典型的明褒暗贬，引用了一些人对韩的夸奖，但最终的落脚点是一笔勾销。简言之，这篇文章所塑造的韩寒，更像是我们很多人心目中的郭敬明。

其实，你应该从你的第一对手那里学两招，比如从《时代》文章中请人摘录一两句，掐掉上下文，扩散出去，比如用艾未未和张悦然的话，但让人错以为是《时代》的评语。西方媒体对于他们喜欢的东西从来就是忠实记录，如某些报刊那些被夸大数十倍的发行量；但若不符合他们的框架，那他们可要好好行使记者的权力，又是平衡，又是怀疑，又是质问。对于你的报道，反正我看完之后，对你的疑惑多于欣赏。

说公道话，《纽约时报》那篇郭敬明的报道非常客观，是国内的编译把“中国最成功的作家”的上下文去掉了，涵义曲解了。原文中“成功”本是指商业上的成功，而非文学上。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数字时，往往实行“选择性怀疑”，如果是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会照登，有时连“据称”的字样都不加；如果是他们不喜欢的东西，自然打很多问号。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某些中国时尚刊物的发行量的报道，明明被夸大了十倍，但他们似乎确信不疑。而韩寒的博客是全世界阅读量最大的，《时代》却用了“最大之一”，以及把“访问量”改成含金量小得多的“点击率”(hits)。很小的动作，不露痕迹，很难抓到把柄。

郭敬明得到了“最成功”的桂冠，而你却成了“坏孩子”。这“坏孩子”在中文里可不带褒义。好在你不在乎。可是，说你是“无缘无故的叛逆”，那可真会极大地伤害你的自尊心。在西方媒体眼里，你若对上千万青年具有影响力，那算不了什么。即便你为莎朗·斯通辩护，可一脸严肃的西方记者会觉得那是少年的恶作剧。如果你能把高超的文采和诡辩术简化成一句话、一句口号，可以用来在公众场合呐喊或打横幅，那才是西方人看得懂的叛逆。诚然，西方记者都有中国本地的助理、研究员、翻译，但你写的东西并不适合翻译，你用你独特的言外之意，使得你既发表了声音，诱导了舆论，同时不至于被割喉。梁文道先生预测你是“未来的鲁迅”，但即便大胆如鲁迅，他在西方也几乎没有什么读者（况且他的作品有精彩的外语译本）。

“坏孩子”一词在英文中并无贬义，通常用来形容年轻的叛逆者，而“无缘无故的叛逆”是《时代》这篇文章对韩寒的最大误解、最大贬低。这也是我写那封“信”的主要动机。《时代》是我阅读最多的新闻类杂志，总体质量也非常高，但它没有能力欣赏中国80后最出色的作家。为什么？因为韩寒没有喊口号，他有非常高的表达能力，他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影响了广大的受众群，但就因为他擅长走语言表达的钢丝，所以，如此权威的西方媒体给他一顶“无缘无故”的帽子，意思是说你那点小打小闹是毫无思想内涵的。我并不清楚本文的作者Simon Elegant自己大量阅读了韩寒的作品，还是倚赖手下的本地助理，反正，他不欣赏韩寒，恰恰是因为韩寒的高超技巧，而这点正是我最欣赏的。

《时代》早在2000年就报道过你，那时，你跟卫慧、棉棉是打包在一起的。早知如此，你还不如改写言情小说，多点力比多，加上几张美图，文字让别人操刀都行了，保管比现在的销售量更高。

当初那篇是葛浩文葛大师写的，我这里用来打趣。但我能想象，葛先生跟韩寒之间在美学上应该是有差异的。

若想赢得西方媒体的赞赏，你必须把自己包装成“异见分子”，你必须在谈话中不时插入“民主”、“人权”、“我们居住的星球”等字样，你必须动不动提一提千千万万仍在挨饿的人们（当然，那些人不在我国），并且配上沉重的表情，最好是眼中噙着一点泪花。除此，你还可以描述一下消失的冰山和受苦受难的北极熊。这样的话，国际奖项很快就会找上门来，拿到你手软。

西方媒体并不像我们有些人想象得那么邪恶，但非我们另外一些人想象得那么如包公再世。偏偏，我们有些人潜意识中是把西方的判断当作最终定论。某某作家有多大成就，自己的评价是不算数的，得西方专家做出评价，才能盖棺定论。这种现象在电影界比在文学界更严重。很悲哀。

他们的偏见在我看来，跟我们某些机构的判断是一样的，主要是一种黑白分明的价值观，其简单化跟好莱坞电影差不多，也就是小布什所谓的“You are either with us or against us”。具体到韩寒，你要么是英雄，要么是狗熊，不敢跟体制顶撞、不说几句惹祸的话，你就没法赢得他们的尊重。

或者，你可以动用关系，请人把你的博客关闭一个月，让政府发动一场全民运动，对你进行声嘶力竭的批判。当然，最便捷的方法是把自己整到监狱里。只有这样，你才能摆脱《时代》授予你的“自愿的参与者”的称号——尽管你死活都不愿进入体制内的作协。作协恨你，体制咬牙切齿，郭敬明及其粉丝磨刀霍霍……可他们都不愿出来公开叫板，于是，你就成了一个唐吉珂德，无非是长矛换成了赛车。

“自愿的参与者” (willing participant)虽然是引用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话，但这句话用于韩寒，就好比说鲁迅是软骨头，理由是他是死于疾病，而非暗杀。说韩是“参与者”，无非是因为体制没有回应他的挑战，而这，又是因为他挑战的技巧性是成正比的。把西方专家的逻辑翻译成通俗的话，就是“你韩寒为什么不能当艾未未？你不是艾未未，那你就是懦夫！”

如今，《时代》把你唤作“一个阴柔中性、很会算计但没有理想的叛逆者”，这产生的杀伤力恐怕会超过某个学校授你三好学生、活雷锋等称号。这让我联想起网络上拼贴的你跟郭敬明的恋人照。前一阵你说你跟他的区别在于“性别”，按照《时代》的归类，你跟他岂非成了一对拉拉？算来算去，中国最男人的大概要算李宇春了，你看，只有春哥上了《时代》亚洲版的封面。下回你为《时代》拍美人照，先请教一下春哥。

把李宇春扯进来，不是为了增加娱乐性。《时代》把李宇春搁到封面那阵，我曾问过他们的主编是否真的理解李宇春的涵义。李宇春及超女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草根的崛起，但把她跟民主划等号，未免太自作多情，也太高估李宇春的象征意义了。在我看来，作为中国青年领袖上《时代》封面的，应该是韩寒，而不是李宇春。（注：我对李宇春没有意见，请玉米们不要掺和。）

话说回来，你最好别再接受《时代》采访。他们死活要采访春哥，可春哥就不理他们，于是他们把她搁到了封面上。你敢于向奥巴马说不，你跟和菜头不同，你知道所谓的青年对话是对不出什么名堂的。和菜头如今成了怨妇，唠叨着奥巴马如何负了他，不就是人家没说“反对控制”，而只说了“支持言论自由”吗？和菜头那篇文章完全可以隆重推荐给美国的保守派媒体，天天在电台骂奥巴马的Rush Limbaugh一定欢天喜地。

李宇春当初拒绝接受《时代》采访，因为她完全不可能回答关于民主的问题。有些问题，在现在的环境里是不可能如实道白的，与其说假话，不如不说话。韩寒拒绝参与奥巴马对话，表现出他这个年龄段罕见的成熟。当然，和菜头敢于问Twitter的事，勇气可嘉。问题是，你能指望奥巴马说什么？政客不是理论家，民主政治的诀窍就是如何妥协。

你对奥巴马说不，但心一软答应了《时代》。你把刚刚赢得的叛逆分给输掉了。如果《时代》他们找不到你，就只能依赖周围的人，而他们周围的人未必都是你的粉丝，但一般而言，你越不理会，他们对你越有敬意。另一种方法堪称王小峰法。《时代》把他作为中国代表归到2006年度人物“你”里面，王哥却编了一个故事，说这是他贿赂来的。那才叫叛逆，而且叛得颇有创意。你说你是被《时代》“下套儿”，你该向王哥讨教一下。王哥曾被路透下套，被硬生生打造成“异见分子”。他一气，把博客关了，躲了起来。路透找不着他，便按照自己的思路虚构了一篇报道。可你又不能重复王哥的创意，你必须想一个新招，才能证明你的编故事才智（他们对你写小说的才能似乎也有疑问）。咱们的体制是一个笨拙的巨人，你的灵巧很管用，但西方媒体是所谓的“神牛”，你得先学会斗牛。开赛车能镇住尖叫的女孩，但镇不住没有时尚细胞的记者。

中国人有一种定式思维：凡是自己得不到的，就是好的。你若跟他说，那些得不到的，其实也没你想象得那么完美，那就要了他的命，因为，那代表了他的一丝希望之光。没有的那个，还有什么盼头？其实，不光中国人这样，我相信所有人都有类似的思维模式。我们愿意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总觉得他们比较客观，他们没有各种名目的思想包袱。其实，西方媒体也是有一个个人组成的，有些人素质较好，能随时校正自己的偏见（我们每个人都有偏见），有些人我真不敢恭维。去年，有一个《名利场》的记者来中国，跟我聊了一回，回去后写了一大篇，文笔真叫漂亮，但对中国的理解简直令人啼笑皆非。比如，他把无处不在的保安当作中国“红色恐怖”的一个佐证。他是“空降兵”，对中国的认识程度仅限于一个星期，一切都是以他熟悉的事物为衡量标准的。遇到这样的人，与其说你是接受采访，不如说你是向他教授中国文化的基础课。《时代》文章中有一处在我看来属于这一的“无知”：作者“优雅”先生(Elegant)说韩寒的“中性在同龄男性中非常少见”。天哪，这简直是对整个亚洲青少年文化的极大无知。诚然，跟蒙古大汉相比，说韩寒阴柔能说得过去，但他若看过一眼中国的偶像剧，连我这个完全out不谙时尚的人都知道，这是青少年的典型打扮。韩寒若算是epicene, 真不知该如何形容郭敬明了。(注：郭敬明的粉丝也请不要来掺和，这篇文章跟你们没关。我对你们偶像没意见，除了“别抄袭”这一条。)另外，在多加一句废话：阴柔或阳刚都是个人喜好，并不表示好坏。我驳斥《时代》，是因为作者理解有误，而非判断，判断是他个人的事，没有对错之分。

《时代》文章对韩寒接受采访的技巧给予很高评价，说他能够熟练躲避不愿回答的问题。国内很多人见了西方记者，如同病患见了心理医生，恨不得掏心掏肺尽情诉说。20年前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结果发现人家对你根本不想做深入了解，人家要的就是那句他能用的话，行话叫做soundbite。一个所谓“好”的被采访者，就得能适时适地提供一两句这样的“妙语”。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韩寒这回碰到的问题，一是对方不明白他的话中有话，二是对方觉得被采访者比自己聪明，于是心里颇不爽，并让这种不爽影响他的判断。

但，拐弯抹角说话而被西方媒体误解，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跟自己同胞讲话，用同一种语言，照样会被误解。我们已经丧失了声东击西、指桑骂槐的语言技能，因为我们误以为我们已经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中国日报》专栏作者周黎明

2009月12月6日

 

接下来是问答环节，问题来自网络：

一：你以为韩寒会应接你的叫板？他不理睬，你很失落吧？

周：这封信本来就不是真的给韩寒的，韩寒若回应了，那我才真会失望，那他就不是我心目中的韩寒了。

二：这是你想成名想疯了，想出来的招吧？

周：各位有所不知，成名跟利益并不一定成正比。有些人很有名，如芙蓉姐姐，但赚不到钱。我是现实主义者，如今又成了著名的五毛分子，至少商业前途有了着落。我决定，做一个坚定的五毛分子，并且，将我的收费跟中国的房价挂钩——如果今年全国房价涨一成，我从明年开始，将提高收费至五毛五。

说到出名，这种事情是需要贵人相助的。我发表了几千篇文章都出不了名，但和菜头先生把我的一篇贴在不起眼地方的不起眼小文加以转载点评，我一下就出名了。出版社立马决定加印我的英文时评集《X-Ray: Examining the China Enigma》。我感恩戴德，拟将五毛收入跟他分成。

三：你说西方媒体的不是，为什么不说说中国媒体？难道中国媒体做得比西方媒体更好？

周：中国媒体的问题有成千上百万的明眼人，多我一个没什么价值；西方媒体的问题等到交给anti-CNN去交涉，那就被动了。再说，我也经常纠正中国媒体报道西方时的误解，怎么没人给我发五美元？

四：你跟那个在《看电影》等地方写电影的周黎明是什么关系？

周：我们是孪生兄弟，他的英文比我的烂，我的中文比他的烂。所以，我们合理分工，他用中文写影评和艺评，我用英文写时评。

五：你先把全国的小右派得罪了，如今又把小左派得罪了。你看你卖文为生的生涯快完蛋了。

周：谢谢您的提醒。我决定向韩寒同学学习，去开赛车。赛车不行，可以赛马。如果赛马也不行，遛狗总可以吧？

附：2009年12月4日《中国日报》18版X-Ray专栏原文

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09-12/04/content_9117284.htm

My pen pal Han Han

小标题：China's smartest young writer has just made a fool of himself by being interviewed by Time Asia and appearing in an unflattering light.

 

Hello, Han Han:

 

You don't know me and I'm not exactly a fan of yours. So, don't throw this letter away as fan mail.

 

I happened to come across Time Asia's recent profile of you. And I read your response in Youth Weekend. I empathize with you. You may have found a way to shake off the shackles you were born with, but you ended up in a trap set up by the Western media.

 

You thought a Time interview would bump up your career another notch. Remember what the New York Times piece did for Guo Jingming? He got the moniker, "China's most successful writer", and what did you get out of the Time deal? You came off as a potty-mouthed, egotistical, effeminate, consumerism-driven brat, the equivalent of a drag queen in the US.

 

But isn't that a portrait you painted of your archrival, Guo Jingming? Well, except for the expletives, which means Guo now has a more unsullied image than you do.

 

You should have picked up a trick or two from Guo and had someone translate a few lines from the Time piece, preferably out of context. The quotes from Ai Weiwei or Zhang Yueran would do fine.

 

Western media tend to duly record the things they like, such as the circulation number for China's "preferred" publications, even though it tends to be laughably inflated. Yet they get into a critical mode when it comes to things that don't fit their nice and nifty framework. Whatever you said was presented in a way that people came away with more misgivings than appreciation.

 

While Guo got the crown, you were tagged as a "bad boy", which does not carry a positive connotation in Chinese translation. I know you don't mind, but "rebel with no particular cause"? That's gotta hurt.

 

You don't understand. If you persuade 10 million people, especially youths, with subtly subversive arguments, you are still nothing. Yes, you even defended Sharon Stone. But to a correspondent bent on serious subjects, that could be another juvenile antic. But if you boil down everything to a slogan, which you shout or unfurl in a public place, now that's something the outside world can understand. Sure, foreign reporters have researchers and translators, but much of what you write is not translatable. It's the unsaid that makes you unique and keeps you from being "muzzled". Leung Man Tao called you "the future Lu Xun of China", but blatant that he was, Lu did not get across to foreign readers, even with super English translations.

 

This humiliation follows on the heels of Time's earliest coverage of you, in 2000, when you were lumped together with Wei Hui and Mian Mian, torchbearers of girlie lit mixed with libido. Had you known that, you'd been better off shifting to romance. All you needed to do was provide glossy photos and let the ghostwriter fill in the text. You could have sold more copies that way.

To earn respect from the overseas press, you have to present yourself as an activist or dissident. You have to sprinkle your conversations with words like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the planet we live on". You have to put on a grave appearance when describing the tens of millions who are starving, preferably with tears in your eyes. And don't forget to mention the melting of icebergs and the suffering of polar bears. Before you know it, you'll pick up international awards as if they were fan letters.

 

Or you can bribe government censors to shut down your blog for a month. Have them launch a wide-ranging campaign against you. Organize students nationwide to denounce you. The shortest cut to Western credibility, I must add, is to get yourself thrown in jail. Until that happens, you are simply another "willing participant" - even though you are the most prominent non-member of China's Writers' Association.

 

By the way, that association hates you. The Establishment clenches its fist. Guo Jingming and his followers sharpen their knife. Yet, they do not come out to say anything bad about you. That essentially transforms you into a Don Quixote - with a racecar instead of a lance.

 

Now Time magazine brands you a calculated rebel without a cause who carries on in an "epicene and metrosexual way". That's probably worse than your school making you a "three-good" student or a Lei Feng reincarnate.

 

It reminds me of the set of airbrushed photos of you and Guo as a pair of lovebirds. You were the prince and he the lovelorn princess. You recently confirmed this bond by saying your difference with Guo is in "gender". If that's true, doesn't that make you two a lesbian couple now?

 

Which, inadvertently, makes Li Yuchun the real man in China, or she wouldn't have become the poster boy for democracy on the Time cover. Next time you pose up for a Time photoshoot, ask Brother Chun for fashion advice.

 

On second thought, you shouldn't sit for another Time interview. Brother Chun did not give them the chance to talk to her, and they put her on their cover. You said no to US President Obama. Unlike Hecaitou, as close a Han Han wannabe as I can think of, you knew you couldn't squeeze any substance from a so-called dialogue with youth. Look how the experience has traumatized Hecaitou. His question about Twitter was relayed to the US president by the US ambassador. Now he was transformed from a big Obama admirer to a big Obama basher simply because Obama responded he "supports free speech", but did not say he "opposes censorship", which seems to be the only right answer to Hecaitou. His sardonic diatribe against Obama's "compromise" in his blog - and printed in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 would be great material for Rush Limbaugh.

 

Yet you succumbed to Time. It could have been a momentary weakness, but you squandered the extra points in rebelliousness you had just earned. If they can't talk to you, they'll have to rely on those around them. That's a special circle that does not correspond to your fan base. But generally, the more aloof you appear, the more highly they'll regard you.

 

Another approach is the Wang Xiaofeng way. After Time put him in the "You" category in their 2006 Person of the Year feature, he wrote a fictional account of how he bought off their editor to hand him the honor. Now that's what I'd call unconventionally rebellious.

 

You said you were "set up". You can learn a thing or two from Brother Wang. He was "set up" by a foreign news agency when it made him into a dissident from an interview with him. What did he do? He turned the table and set up a ruse for them by shutting down his blog and going into hiding. Failing to reach him, the agency concluded it must be the fault of the government and published a story as they imagined it.

 

Enfant terrible you may be, you'll probably not repeat this scheme because it has been done before. You'll have to come up with something worth your wit and novel-writing skill (which Time puts in doubt). It has been fun playing fast-tracking David when the Establishment happily assumes the bumbling role of Goliath. But when your target is a sacred cow from the West, you'd better learn the rope, matador. Driving a racecar may win over autograph-seeking girls, but not soundbite-seeking members of the press.

 

Regards,

Raymond Zhou

附：《时代周刊》亚洲版2009年11月2日文章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931619,00.html

Han Han: China's Literary Bad Boy

By Simon Elegant Monday, Nov. 02, 2009

 

On a recent afternoon at the Shanghai Tianma Circuit race-car track, the 1,000-strong crowd was treated to the sight of one of the competitors — still dressed in his driver's jumpsuit — walking slowly past the officials' stand, one arm held aloft with the middle finger of his hand extended. "My only regret," he later wrote on his blog, "is that I couldn't show both fingers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I happened to be having a phone conversation."

 

The driver was 26-year-old Han Han: best-selling novelist, champion amateur race-car driver, wildly popular blogger and, as his self-consciously provocative antics at the track underlined, China's most media-savvy celebrity rebel. Since 2000, when he burst onto China's literary scene at the age of 17 with his first best seller, Triple Gate, Han has shrewdly mined a seam of youthful resentment and anomie through his stories of anguished characters in their late teens and early 20s. One of China's top-earning authors, he is widely seen as a torchbearer for the generation born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country'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 group the Chinese call the "post-'80s generation": apolitical, money- and status-obsessed children of the country's explosive economic boom. Even China's most notorious anti-Establishment figure, 52-year-old artist and activist Ai Weiwei, called Han "brave, clear-minded, dynamic and humorous" and predicted that he would be the "gravedigger" for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writers and artists.

 

Han, a high school dropout, has built a franchise by tweaking his elders, once stating, "No matter how rude and immature they are, how unskillfully they write, the future literary world belongs to the post-'80s generation. They must be more arrogant. A writer must be arrogant." Yet despite his youthful bravado, Han, who has published 14 books and anthologies, generally stays away from sensitive issues such as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His calculated rebelliousness, says Lydia Liu, a professor of Chines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exemplifies the unspoken compact his generation has forged with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Leave us alone to have fun and we won't challenge your right to run the country. "He is known for being a sharp critic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but he isn't really," says Liu. Instead, she says, Han is a willing participant in a process that channels the disaffected energy of youth into consumerism. "The language in his novels and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are very easy to read," says Liu. "Basically it's all the same book."

 

In person, Han, the son of an editor of a small Shanghai newspaper, is carefully groomed in an epicene, metrosexual way that is unusual among Chinese males of his age. Affable if slightly wary, he is an old hand at interviews, deftly batting away questions that don't suit him, including most concern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 place in it. "It's stupid to try to evaluate one's own works," he says, lacing his answer with frequent expletives. "If you are too humble, people won't take you seriously; and if you think too highly of yourself, it's not good for you either." As for other writers, Han flaps a manicured hand: "I don't do this kind of comparison. And frankly, I don't think your readers will be interested in Chinese literature at all." Nor is he. "I don't read fiction now," he says. "All I read are magazines. I stopped reading books seven to eight years ago. I think I've read enough."

 

If Han seems flippantly dismissive on the subject of fic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draw a more serious response. Asked whether China will ever have a democratic system of government, Han becomes pensive: "I can accept the fact that there's no real democracy or multiparty system in this country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re are more urgent and realistic issues, such as press and cultural freedom. At least those issues are not hopeless. And I prefer doing things that are not hopeless."

 

Certainly, his fellow Netizens feel that his efforts are by no means hopeless. Han's blog, which has registered well over 200 million hits since it was started in 2006, making him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bloggers on the planet, covers everything from the minutiae of the amateur racing world to diatribes about the hot social issue of the day on the Internet. "Neither fame nor wealth have changed his honesty or the sharpness of his criticism," says novelist Zhang Yueran of Han. "To me he's like the little boy in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whose provocative attitude doesn't allow people to be self-satisfied."

 

At a time when China's authorities appear to be continually increasing censorship of the Internet, it's remarkable that Han has not been muzzled. But there apparently are limits even for rebels with no particular cause. Han's latest project is a literary magazine that remains nameless following a rejection by the government of Han's proposed title, Renaissance of Art and Literature. Asked why the title was rejected, he blurts an expletive and launches into a characteristic rant: "Oftentimes [the authorities] are just messed up in the head. No one knows what they are thinking." Least of all Han. "Lots of people ask me how I strike a balance in my writing and not annoy the authorities," he says. "The answer is, I don't know." Perhaps not, but this ignorance is bliss — for it allows Han to remain popular both with China's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readers and the authorities who would control what they read.

 

— with reporting by Jessie Jiang / Beijing

 

附：《青年周末》2009年11月12日文章

http://www.ynet.com/qnzm/article.jsp?oid=58125179

韩寒自嘲被老美“下套儿”

青年周末    王媛

 

　　美国《时代》周刊撰文“中国文坛的坏小子”———

 

　　最新一期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聚焦中国文坛80后作家——韩寒。《时代》刊登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把韩寒定义为“中国文坛的坏小子”。

 

　　面对以上这个称号，韩寒并不“感冒”。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他直言“事实上，我连中国文坛的门都还进不了”，并暗指《时代》的采访在给他“下套儿”。

 

　　当记者采访韩寒圈内友人时，被告知：韩寒是一个没有圈子的人，更不是一个坏小子。

 

　　韩寒缘何登上美国《时代》

 

　　在这篇《时代》周刊的文章中，韩寒看起来很“狂”。

 

　　当《时代》记者要他评价自己作品时，韩寒回答：“如果你太谦虚，大家不把你当回事，但如果你自视过高，你也没有什么好处。”“那如何评价其他作家呢？”该记者继续追问。韩寒只是说：“美国读者应该不会对中国文学有兴趣，而我也不会对美国文学感兴趣。”然后他依然诚实地表示，他已经七八年不读小说了，只看杂志，“因为我认为我已经读够了。”

 

　　11月7日，记者联系到了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杰西·江（Jessie Jiang），问及《时代》为何会关注韩寒，江小姐对《青年周末》记者说：“《时代》早在2004年就关注中国80后的青年作家，当时就包括韩寒。”

 

　　记者查到《时代》周刊亚洲版曾在2004年关注过韩寒等四位中国的“80后”，而且他们都被该杂志贴上了“另类”的标签。那次成为封面人物的是北京少女作家春树。不过，美国人对韩寒的关注度似乎正在升级。

 

　　“韩寒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特别聪明、特别幽默。”杰西·江说今年7月份就已经开始采访韩寒了，而且为完成这篇报道，杰西·江采访了韩寒两次。

 

　　“两次采访都是在北京，有一次他刚好参加北京的一个赛车比赛。在采访前也没跟他过多地商讨文章的主题，他很欣然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时代》这次之所以会选中韩寒，按杰西·江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就是想做一个中国文坛的代表人物，采访他会有很多故事可以写。韩寒很另类，所以给他定义为‘坏小子’。这群年轻作家才华横溢、思想新潮，已经成为中国文坛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上世纪荣登美国本土版《时代》周刊的中国文艺界人士好像只有章子怡一个人。而这个世纪以来，上过《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的中国名人则不少，他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文艺界、娱乐界或体育界的明星。不管怎么说，鉴于《时代》周刊的权威性和巨大影响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其所推介的人物都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风向标，也是代表时代变迁的重要符号。例如，2005年10月10日登上亚洲版封面的李宇春，可以看为普通社会个体同样可以凭借个性和实力而猛然崛起，并且获得社会认知和认同的标志。” 一位评论家也分析了韩寒这次能登上《时代》的原因。

 

　　韩寒:我连中国文坛的门都进不了

 

　　前一阵，韩寒在接受《南都周刊》的采访时刚刚用“我和郭敬明性别不同”调侃了郭敬明，如今，美国人却把韩寒定位在了中性。《时代》周刊登出的这篇文章中这样写道：“韩寒的装扮，属于中性一类。”

 

　　该报道中还引用了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的话来评价韩寒这种游刃有余的反叛性，大致意思是：“人们都以为韩寒他用犀利的文字评判中国的政府和制度针砭时弊，事实上他不是，相反的，他只是乐意以杂文的渠道为同龄人抒写心中的不满”。该教授还分析了韩寒的心理：“给我足够的自由做我喜欢的事情，我则不会对你的政权构成任何的威胁。”

 

　　面对《时代》对韩寒的评价，韩寒自己有话要说。11月8日，关于《时代》的报道，韩寒给本报记者回复了邮件。

 

　　青年周末：美国《时代》周刊用“中国文坛坏小子”定义你，你怎么看这个称呼？是否认可？

 

　　韩寒：这个是他们自己想的，事实上，我连中国文坛的门都还进不了。

 

　　青年周末：《时代》周刊一直对中国文坛颇为关注，然而，真正纳入其视野的中国作家并不多。你有没有想过《时代》为什么会关注到你？你到底“坏”在哪？

 

　　韩寒：我并不认为《时代》周刊做了一两页的采访就叫作关注，事实上，他们也只是觉得有趣而已。

 

　　青年周末：在《时代》这篇文章中，把中性打扮的标签贴在了你身上，之前在接受《南都周刊》时你说过你跟郭性别不同，但这次老美把你归为了中性人……

 

　　韩寒：这就是我不喜欢接受外媒采访的原因，第一是很浪费时间，采访一次等于要双倍的时间，第二是有的时候他们完全不了解和不理解你。我当天在参加全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北京站，可能我们车队的赛车服是橙色的，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中性打扮，他们要是去采法拉利车队的舒马赫，人家赛服是红的，他们还不得说舒马赫是女性打扮的啊。

 

　　青年周末：你如何看待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对你的评价？

 

　　韩寒：这就是我不太喜欢外媒采访的原因的另外一个，事实上，我认为所有的外媒从骨子里是看不起中国人的。他们往往已经想好了自己的所有观点，甚至在采访前文章就已经差不多构思好了，无论你说什么，他们只需要给你做一个简介，然后把你往人家的文章里一套就好了。

 

　　当然，我不认为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看过我的文章，这点上国内外的教授都是有一拼的。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他们有一个万能的句式可以套，这些句式看上去都比较有道理，比较深刻，但其实是一个白搭而已，他可以把其中“韩寒”两个字换成任何人，这点他忽悠他的博士学生们可以，忽悠我还嫩了点。

 

　　“80后”这一代人是压力巨大的，没有什么快活可言，现实的社会和巨高的房价消解了他们的理想，但事实上，他们是开始慢慢觉醒的一代，因为资讯的发达是从这一代开始的，他们也是社会素质最高的一代，很多中国人的传统陋习从他们身上开始消失。他们其实已经不相信以前的很多东西。他们没有信仰，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没有信仰一定好过有着错误的信仰，而他们终究建立自己的信仰。这点是最重要的，我希望我所在的国家在不流血不自相残杀中变得越来越合理。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持国力，要不然以后拿什么和美国比，对不？

 

　　青年周末：有人说，当年那个前途未卜的小文青，已经成长为中国最有号召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始终不吝于站在别人的对立面。你怎么看待别人封你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称号？

 

　　韩寒：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共厕所有时候是一样的，供人临时发泄，泄完了还不打扫，并且必须是免费的，你要是收五毛钱草纸费就还得踹你两脚墙。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公共厕所，那么很多人只能在街上拉屎了。所以这个角色有时候其实很可悲的。但是，如果整个城市的人，哪怕家里有卫生间的人都来这个公共厕所大便，那么这个社会也许是乐观的。

 

　　青年周末：你到底给中国文坛带来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韩寒：我给中国文坛带来的不一样的东西是，原来运动员也能写文章的。

 

　　韩寒是不是“中国文坛的坏小子”？

 

　　■他是一个没有圈子的人

 

　　“不参加研讨会，交流会，笔会，不签售，不讲座，不剪彩，不出席时尚聚会，不参加颁奖典礼，不参加演出，接受少量专访，原则上不接受当面采访，不写约稿，不写剧本，不演电视剧，不给别人写序。”这是韩寒博客首页上常年保留的一段话。

 

　　“我不觉得他是中国文坛的一部分。他不泡吧、不喝酒、不谈理想、不谈文学，跟文坛人没什么话题。通常意义上的文化圈、媒体圈、民主人士圈他都不属于。他在哪都不是一分子。”11月9日，韩寒的出版人路金波对本报记者直言：“正是因为他什么圈子都不属于，这样才能把他的杂志书做大。”

 

　　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萌芽》主编，发现并挖掘了韩寒的“新概念之父”赵长天，如今谈起韩寒这样定义他：“我认为韩寒现在主要的身份是一个赛车手，这次能跟舒马赫一起比赛真不容易。他的写作还是一种业余状态，这样的状态对于他将来的发展有很多的可能性。”

 

　　很显然，熟识韩寒的两个人都不把韩寒划分在文坛的队伍中。

 

　　“韩寒就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小孩儿，他没受过正规的教育，甚至也没有那么多的朋友。”路金波说，“没有人教过他什么，他就靠着自己的天份整天瞎琢磨，琢磨出来什么事就把它说出来。他是一个和文坛不相关的、真诚地说风凉话的外来人口。”

 

　　■他不偷、不剽窃，是诚实的劳动者

 

　　“我也不认可用‘坏小子’定义韩寒。”赵长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笑着说道：“不能以一个人发表不同的声音，就认定他是坏小子。我们这个社会现在比较宽容，应该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允许不同的人用他自己的方式生活。”

 

　　采访中，赵长天还向记者回忆起了当年那个初出茅庐的韩寒。

 

　　“当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才上高一，特别喜欢文学，特别喜欢看书。他并非是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他的理科成绩也很不错。他开始写了两篇文章《书店》和《求医》。他写了书店里形形色色的人，还写了看医生的感触，那时候他观察生活的角度就很尖锐。”

 

　　赵长天说那时韩寒退学事件让他感到突然。“当时我认为学生要是离开教育体制，很难有很好的出路。我还再三地做他的工作，叫他不要退学。有一次，他的班主任就跟我讲，韩寒拒绝考数学，让我劝劝他。我就跟他谈了，我那时跟他讲有时候是需要向社会妥协的，以后得养活自己，这就需要一个高中文凭。当时他很倔，就是笑笑，也没顶撞我，实际上他不接受我的意见。”

 

　　韩寒是不是一个坏小子，作家陆天明似乎更有发言权。

 

　　在3年前，韩寒和作家白烨曾引发了一场激烈的“韩白之战”，在那次骂战中因批评韩寒而惹火上身的作家陆天明成了韩寒粉丝抨击的对象。“甚至有韩粉在我博客上连骂脏话50遍。不过，这些跟韩寒本人没有关系。”

 

　　不过，在一次采访中，提及韩寒，陆天明依然作出了肯定的评价：“韩寒笔下有很多东西我是写不出来的，有些语境我是达不到的。

 

　　“相对于郭敬明，我只能这么说，韩寒是一个诚实的劳动者，他不偷、不剽窃，第二他很会思考，他的脑袋是长在自己头上，这一点是值得尊敬的。但是我必须说明，我并不完全赞同他对我们当代社会所有的观点。”

 

　　■生活中，他很平和

 

　　别看韩寒在博客中整天以“刺头儿”形象出现，但生活中的他却是另外一个样子。

 

　　“生活中，韩寒除了写博客、赛车，没事的时候就写写书，踢踢足球，打打台球。他的家人，他小时候一起长大的伙伴，一起踢球的朋友，加上一起玩杀人游戏的朋友，这就是他的朋友。”路金波说生活中他和韩寒很少谈文学，大部分时间都是一起玩，“我宁愿把他当成一个生活中的朋友。”

 

　　赵长天也对本报记者说：“大家对韩寒其实有一些误解，说他很另类。其实，韩寒在媒体面前表达了很多尖锐的言论，但在生活中他是一个很平和的人。平时他特别有礼貌，话不多，有时候还有些腼腆”。

 

　　说起之前韩寒调侃郭敬明的事，路金波不禁笑了笑，说道：“韩寒不大关心别人，除了爱挑逗郭敬明，不过那纯粹是为了好玩，是一个惯性。好比幼儿园的小朋友经常去逗长得好看的小女孩，韩寒对郭敬明绝对没有敌意。”

 

　　“生活中韩寒绝不是那个张扬的人。”赵长天最后这样评价韩寒。

英文《中国日报》12月4日发表专栏文章，作者周黎明，小标题是：韩寒很聪明，但他接受《时代》采访却非明智之举。他应该把对付敏感话题的机智劲儿同时用于对付海外媒体。

韩寒：你好！

首先我说明，我不是你粉丝，所以别把这封信当作粉丝追星函扔进垃圾桶。

我碰巧看到11月2号《时代周刊亚洲版》对你的采访，后来又读到你在《青年周末》上的回应。我深表同情。你挣脱了咱们自己的枷锁，但你掉进了西方媒体设下的陷阱。你以为《时代》的文章能让你的事业更上一曾楼，如同《纽约时报》把郭敬明捧成“中国最成功的作家”。但你从《时代》得到了什么呢？你变成了一个满嘴脏话、自我膨胀、阴柔女气、一切为了消费主义的小混混。而这恰好是你为郭敬明所做的画像——当然，郭敬明没有用脏话，所以，经过西方媒体调色后，他现在的形象至少比你更少污秽。

其实，你应该从你的第一对手那里学两招，比如从《时代》文章中请人摘录一两句，掐掉上下文，扩散出去，比如用艾未未和张悦然的话，但让人错以为是《时代》的评语。西方媒体对于他们喜欢的东西从来就是忠实记录，如某些报刊那些被夸大数十倍的发行量；但若不符合他们的框架，那他们可要好好行使记者的权力，又是平衡，又是怀疑，又是质问。对于你的报道，反正我看完之后，对你的疑惑多于欣赏。

郭敬明得到了“最成功”的桂冠，而你却成了“坏孩子”。这“坏孩子”在中文里可不带褒义。好在你不在乎。可是，说你是“无缘无故的叛逆”，那可真会极大地伤害你的自尊心。在西方媒体眼里，你若对上千万青年具有影响力，那算不了什么。即便你为莎朗·斯通辩护，可一脸严肃的西方记者会觉得那是少年的恶作剧。如果你能把高超的文采和诡辩术简化成一句话、一句口号，可以用来在公众场合呐喊或打横幅，那才是西方人看得懂的叛逆。诚然，西方记者都有中国本地的助理、研究员、翻译，但你写的东西并不适合翻译，你用你独特的言外之意，使得你既发表了声音，诱导了舆论，同时不至于被割喉。梁文道先生预测你是“未来的鲁迅”，但即便大胆如鲁迅，他在西方也几乎没有什么读者（况且他的作品有精彩的外语译本）。

《时代》早在2000年就报道过你，那时，你跟卫慧、棉棉是打包在一起的。早知如此，你还不如改写言情小说，多点力比多，加上几张美图，文字让别人操刀都行了，保管比现在的销售量更高。

若想赢得西方媒体的赞赏，你必须把自己包装成“异见分子”，你必须在谈话中不时插入“民主”、“人权”、“我们居住的星球”等字样，你必须动不动提一提千千万万仍在挨饿的人们（当然，那些人不在我国），并且配上沉重的表情，最好是眼中噙着一点泪花。除此，你还可以描述一下消失的冰山和受苦受难的北极熊。这样的话，国际奖项很快就会找上门来，拿到你手软。

或者，你可以动用关系，请人把你的博客关闭一个月，让政府发动一场全民运动，对你进行声嘶力竭的批判。当然，最便捷的方法是把自己整到监狱里。只有这样，你才能摆脱《时代》授予你的“自愿的参与者”的称号——尽管你死活都不愿进入体制内的作协。作协恨你，体制咬牙切齿，郭敬明及其粉丝磨刀霍霍……可他们都不愿出来公开叫板，于是，你就成了一个唐吉珂德，无非是长矛换成了赛车。

如今，《时代》把你唤作“一个阴柔中性、很会算计但没有理想的叛逆者”，这产生的杀伤力恐怕会超过某个学校授你三好学生、活雷锋等称号。这让我联想起网络上拼贴的你跟郭敬明的恋人照。前一阵你说你跟他的区别在于“性别”，按照《时代》的归类，你跟他岂非成了一对拉拉？算来算去，中国最男人的大概要算李宇春了，你看，只有春哥上了《时代》亚洲版的封面。下回你为《时代》拍美人照，先请教一下春哥。

话说回来，你最好别再接受《时代》采访。他们死活要采访春哥，可春哥就不理他们，于是他们把她搁到了封面上。你敢于向奥巴马说不，你跟和菜头不同，你知道所谓的青年对话是对不出什么名堂的。和菜头如今成了怨妇，唠叨着奥巴马如何负了他，不就是人家没说“反对控制”，而只说了“支持言论自由”吗？和菜头那篇文章完全可以隆重推荐给美国的保守派媒体，天天在电台骂奥巴马的Rush Limbaugh一定欢天喜地。

你对奥巴马说不，但心一软答应了《时代》。你把刚刚赢得的叛逆分给输掉了。如果《时代》他们找不到你，就只能依赖周围的人，而他们周围的人未必都是你的粉丝，但一般而言，你越不理会，他们对你越有敬意。另一种方法堪称王小峰法。《时代》把他作为中国代表归到2006年度人物“你”里面，王哥却编了一个故事，说这是他贿赂来的。那才叫叛逆，而且叛得颇有创意。你说你是被《时代》“下套儿”，你该向王哥讨教一下。王哥曾被路透下套，被硬生生打造成“异见分子”。他一气，把博客关了，躲了起来。路透找不着他，便按照自己的思路虚构了一篇报道。可你又不能重复王哥的创意，你必须想一个新招，才能证明你的编故事才智（他们对你写小说的才能似乎也有疑问）。咱们的体制是一个笨拙的巨人，你的灵巧很管用，但西方媒体是所谓的“神牛”，你得先学会斗牛。开赛车能镇住尖叫的女孩，但镇不住没有时尚细胞的记者。

以上建议无偿提供，仅供参考。

祝好。

周黎明（Raymond Zhou）

英文原稿

中国日报中文网中文翻译

由于工作的原因，近期在写作和社会活动方面都会有大幅度的削减。本博客的更新次数也相应会大量减少。在其他网站开设的博客均早已停止。

谢谢大家继续关注我在平面媒体的专栏，主要是《中国日报》每周五的英文专栏和《看电影》每月两次的电影专栏。

《好莱坞启示录》（第二版）大约明年春节后上市，比第一版增加了五万字，但定价依然是35元。秘诀是删除了大多数图片（你可以在网上轻易找到这些电影剧照）。

纯电影类的东西，以后可能会张贴在时光网的论坛（周黎明留言板）。

歌剧只是幌子，热闹才是真谛

鸟巢版《图兰朵》已华丽落幕，张艺谋得到的现场掌声最为热烈。一年前的奥运开闭幕式他获得了全世界的喝彩，但那种喝彩是通过媒体报道转述出来的，不如现场体验那么真切。

鸟巢版《图兰朵》能取得开门红，仔细想来，乃意料中事。张艺谋跟这个团队合作这部歌剧已有13年的历史，最早可以追述到1996年佛罗伦萨为纪念《图兰朵》首演70周年所做的版本。之后，该团队再接再厉，打造了太庙版、韩国版、德国版。而舞美设计高广健的国家大剧院版本，在艺术上更是可圈可点，值得称道。

我有幸欣赏过国内外十多个版本的《图兰朵》，留意到国内的宣传词都喜欢用“回娘家”一语。在我记忆里，内地较早介绍这部歌剧是靳羽西在80年代一档电视节目中。其实，我们最初对《图兰朵》是抱有戒心的，甚至禁止它上演，因为它并非中国产品，没有史实依据，对中国的描写也不尽符合当年的条条框框。它是上世纪初欧洲人对东方仍甚少了解但又极具好奇心时所想象出来的东方故事，故事雏形是波斯的《一千零一日》（而非其姊妹作《一千零一夜》）。

对于不熟悉西洋歌剧的中国观众，初次看到《图兰朵》的感觉，多半不是元妃省亲，而更像是洋媳妇披上了凤冠霞帔。乍一看挺中国，看得越久就感觉越陌生。从普罗大众的角度，这部歌剧只有两首堪称上口的曲子，一首是咱们自己的《茉莉花》，另一首是被帕瓦罗蒂在世界杯上唱红的《今夜无人入睡》。小资一点的观众会为柳儿的那两首简短的咏叹调鼓掌，一方面是幺红精湛的演唱，另一方面柳儿这个角色比较符合咱们对东方女性的定位。其实，《图兰朵》中有多达八首中国旋律，其中包括中国国歌，不过，是段祺瑞时期的国歌，现在早已被人遗忘。

《图兰朵》是中国题材的西洋歌剧，在我们这个宽松的、日益全球化的环境里，可视为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一个成功案例。在表演艺术领域，无论是中国排演西方剧目，还是欧美引进中国题材，能成为经典的极其罕见。正因为此，要在全世界推广中国文化，它不得不充当领头羊的角色。为何不用京剧？因为京剧在西方是被当作博物馆艺术来欣赏的。《江姐》？他们的意识形态不能接受。杂技？在西方有市场，但我们自己觉得不够高档。至于西方接受的剧目，黎锦扬的《花鼓歌》是讲美国华人生活的；《蝴蝶君》的故事背景对我们不利……总之，可选择的戏几乎没有。

鸟巢版的制作方希望能全球巡演并在北京驻演。对于一个如此庞大的制作来说，巡演大概是为了积累名声，驻演才是商业经营的正道。但《图兰朵》这个剧目对于驻演似乎过于高雅，商业卖点不够密集。总不能指望两个多小时只为了听两首熟悉的旋律吧（除非把另外七首中国歌再普及一遍）。当然，这个版本有不少别的吸引眼球之处，比如布景、服装、多媒体等，但这些卖点是否足以长期维持公众的兴趣？我现场打听了一下，不少人是冲着热闹去的，并承认没看懂。若只为热闹，把奥运开闭幕式的剧目压缩修整一下，岂不是更有看头？

总的来说，鸟巢看歌剧，跟体育馆看电影的性质和效果差不多。